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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淑麗 攝影/鄭約翰
半導體展開幕,美國以前所未有的存在感走進台灣主場。盛大的美國館、台美官員同台,以及持續擴大的雙向投資,指向同一件事:全球晶片版圖重組之際,台美半導體已不只是做生意,而是一場緊密的戰略結盟。
一家企業看財報,一個國家看預算。
總預算不只是政府支出計畫,更是國家發展藍圖。
當台灣面臨高齡化、AI革命、能源轉型、醫療改革與全球產業重組,有限的資源該投入何處?哪些支出只是維持現狀?哪些投資正在創造下一個十年的競爭力?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記者/蔡美傳 攝影/沈清影
9月2日國際半導體展開幕,美國館聲勢尤顯浩大。經濟部長龔明鑫、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谷立言與美國商務部半導體投資與創新部門主任Bill Frauenhofer共同站上開幕舞台。美國11個州經濟發展組織與企業代表進場;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重新洗牌之際,這個場景本身,就是一個強烈訊號:台美半導體關係,走向更深層的戰略結合。
龔明鑫在現場指出,台美半導體產業夥伴關係愈來愈緊密,企業赴美投資已成重要策略。經濟部重新盤點產業投資後,台灣企業又新增約200億美元赴美投資;另一方面,今年1至7月外資來台投資達13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近8成。
一進一出,看似全球化下一般的雙向投資,但如果把鏡頭拉遠,背後快速成形的其實是一張台美半導體戰略網。
於此之前,國發基金、輸出入銀行及15家銀行共同建立「企業投資美國融資保證機制」,首期13.75億美元保證專款,預計最高可促成550億美元企業融資,直接協助半導體、資通訊企業赴美投資。公股背景的華南銀行不僅參與其中,更以自有資金推出赴美投資融資專案,鎖定先進製程、設備、材料及台積電供應鏈。
於是,今年美國館的盛大,就有了不同於往年的意義。
美國需要台灣的製造能力、供應鏈與工程經驗;台灣則需要美國的市場、AI需求、客戶與全球戰略空間。雙方正在把原本建立在商業訂單上的合作,進一步延伸到投資、金融、政策與產業聚落。
然而,夥伴關係愈緊密,台灣愈需要回答另一個問題:我們要帶多少產能出去,又要把什麼能力牢牢留在台灣?
這並不是反對企業赴美。
真正需要警覺的是,當企業投資、政府政策、融資保證與公股金融力量同時向美國市場集結,「全球布局」就已不只是企業自己的資產配置,而逐漸成為國家產業戰略的一部分。政府因此不能只計算台灣企業赴美投資多少美元,也應提出另一張更重要的成績單:赴美投資之後,台灣增加了什麼?
技術是否繼續領先?研發是否根留台灣?供應鏈聚落是否持續擴大?下一代人才與資本是否仍以台灣為核心?
今年SEMICON Taiwan有超過1,300家企業、4,300個攤位,全球65國專業人士參與。 台灣仍然站在全球半導體舞台中央。也正因如此,美國館今天的盛大不必被解讀成誰正在「拿走」台灣半導體,而應該成為另一個更重要問題的開始:
當台美愈走愈近,台灣不能只證明自己是美國不可或缺的夥伴,更要確保自己始終是全球半導體不可取代的主場。

記者/朱文豪 圖/朱文豪 構圖 ChatGPT生成
AI把半導體推進新一輪投資競賽。產業端喊出加速投資,金融端也開始集結。國發基金出資8億美元,加上15家公民營銀行出資5.75億美元,一套13.75億美元的融資保證機制已經上路,最高可撬動550億美元企業融資。當產業與金融同時踩下油門,台灣正在用更大的資本力量加入全球半導體布局。
日月光半導體執行長、SEMI全球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吳田玉日前在SEMICON Taiwan展前記者會上,一再談到「投資」與「加速投資」。
他指出,AI仍處發展初期,台灣現在已經出現「搶地、搶人、搶資金、搶電源」的資源擠壓,全球也面臨地緣政治帶來的衝突。但如果AI未來從既有人類經驗進一步跨入製藥、醫療、化學、物理等領域,所創造的價值可能呈現百倍、千倍甚至萬倍擴張。
因此,吳田玉提出的答案不是放慢,而是加速。他認為,台灣供應鏈短期必須合作提供正確產能,「盡量投資」,加快AI基礎建設;面對短期的擠壓與衝突,台灣也必須思考「如何投資、如何加速投資」,並與全球夥伴串聯。
產業界要求加速的同時,一套龐大的政策金融機器也已啟動。國發會7月31日啟動「企業投資美國融資保證機制」,由國發基金、中國輸出入銀行與15家參與銀行完成三方合約簽訂。首期13.75億美元保證專款中,國發基金出資8億美元,15家銀行合計出資5.75億美元,並由中國輸出入銀行國家融資保證中心辦理融保業務,預計最高可促成550億美元企業融資。
更值得觀察的是這15家銀行的組成。其中,8家為公股銀行,包括臺銀、土銀、合庫、一銀、華南、彰銀、兆豐及臺企銀;另外7家民營銀行則為北富銀、國泰世華、元大、永豐、玉山、台新及中信。
這張名單的意義,不只是銀行業共同承作一項融資業務。當國發基金、公股銀行與大型民營銀行同時進場,企業赴美布局背後,已經形成從政策資本、國家信用到民間金融共同支撐的資金網絡。
這也讓吳田玉所說的「加速投資」,有了另一層值得思考的意義。AI需求正促使全球半導體擴大資本支出;地緣政治加速供應鏈重整。對企業而言,速度可能決定下一輪市場位置;但對台灣而言,問題不能只停在「投資得夠不夠快」,還必須追問:資本正在把台灣半導體帶向哪裡?
政策金融協助企業出海,未必等於產業外移;全球布局也可能擴大台灣企業的市場與影響力。然而,一旦國家資本與公共信用加入,政府衡量政策成敗的尺度,就不能只有促成多少美元融資。
550億美元是一個驚人的金融槓桿。但與它相對應的是另一張台灣戰略資產負債表:企業出走,台灣留下多少研發、核心技術、人才、投資與供應鏈控制能力?
半導體加速,金融積極跟進。接下來真正要回答的是:台灣的戰略利益能不能同步跟上。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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