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資本 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文／金麗萍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產業政策視角
一枚穩定幣牽動五大機關 台灣金融治理進入深水區
記者／劉英強 攝影／沈清影
9月2日，來自16國的金融科技、金融機構及監管領域代表，將齊聚台北遠東香格里拉飯店。
如果只看議程，穩定幣無疑是今年最醒目的關鍵字。台灣《虛擬資產服務法》通過後，市場開始把目光投向下一步：未來合規台幣穩定幣究竟能做什麼？能不能走出虛擬資產交易市場，進入跨境支付、移工匯款、貿易融資，甚至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新型金融工具？
但比穩定幣本身更值得觀察的，可能是誰坐上政策桌。
FinTechOn 2026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導、台灣金融科技協會主辦，並與亞洲金融科技聯盟合作舉辦。金管會、數發部、經濟部與國發會的正副首長預計出席，反映金融科技議題已不再只停留在單一金融監理部門。
不過，論壇上的多部會同台，不等於政府已形成一套穩定幣的跨部會治理架構。就法制定位而言，《虛擬資產服務法》仍以金管會為主管機關；但境內發行穩定幣，發行人必須向金管會申請許可，且核准前須取得中央銀行同意。這使金管會與央行成為穩定幣制度能否落地的兩個關鍵節點。
若穩定幣未來被導入企業支付、跨境結算、貿易融資或供應鏈金融，議題才會進一步外溢到產業政策、外匯管理、數位基礎設施、資安與資料治理。經濟部、數發部及國發會未必是穩定幣發行的直接主管機關，卻可能是制度落地時不可或缺的協作角色。
問題因此不只是「誰來發幣」，而是政府能否建立常設的協調機制：一方面讓創新應用能進入真實商業場景，另一方面確保準備資產、支付秩序、外匯風險、資安與消費者保護都有可執行的規則。
國發會的前身經建會長期扮演國家經濟發展規劃與部會協調角色，組改後又納入法規鬆綁與管制革新職能。當金融創新直接牽動產業競爭力，國發會所面對的是如何讓金融、產業、數位與法規改革彼此接軌。
其實，同樣的考題已經在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出現。
台灣要吸引國際資金，不能只靠金融機構增加商品，而必須同步處理資產管理、外匯、保險資金運用、ETF及高資產財管等制度。金融競爭力的戰場，也因此逐漸從「金融商品創新」推向「整體制度能不能跟上資本移動」。
如今，穩定幣把這場考試再往前推了一步。
尤其今年論壇把 AI、Blockchain、Global Supply Chains 並列為三大主題，更透露金融科技的下一站可能不只在銀行裡。如果台幣穩定幣未來真的走進跨境清算、貿易融資與供應鏈金融，它就不再只是一項新的金融商品，而可能成為台灣企業與世界交易的一條新軌道。
屆時真正要競爭的，也許不是「台灣有沒有穩定幣」，而是台灣能不能建立一套讓創新跑得動、風險管得住、部會接得住的治理架構。
從亞資中心到穩定幣，台灣金融改革正在跨出金融圈。9月2日登場的FinTechOn 2026，台上當然可以談AI、區塊鏈與下一代金融；但台下更值得追問的是，當科技跑出原有的行政疆界，政府的治理速度，能不能跟得上金融創新的速度？
公股金融挺企業赴美 既要扛國家戰略也要守股東權益
記者／王義康 圖／王義康 構圖 ChatGPT生成
台美經貿關係進入關稅與供應鏈重組的新階段，半導體及ICT企業加快赴美布局，政府也把金融後盾推上前線。華南銀行宣布參與企業投資美國融資保證機制，並以自有資金加碼優惠貸款。政策為企業開路固然重要，但當國家戰略走進上市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另一道問題也隨之浮上檯面：政策目標、銀行獲利與股東權益，誰來守住彼此的界線？
一條從台灣延伸到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如今背後又多了一條金融供應鏈。
華南銀行8月28日宣布，響應政府推動台美供應鏈合作，參與國發會「企業投資美國融資保證機制」，首期承諾出資5,000萬美元。整項機制由國發基金、輸出入銀行與15家銀行共同推動，以13.75億美元保證專款，預計最高撬動550億美元企業融資，主要鎖定半導體、資通訊科技等企業赴美投資。單一企業融資額度最高50億美元，並提供最高五成融資保證。
從13.75億美元到550億美元，放大的不只是資金槓桿，也是國家產業政策介入企業全球布局的深度。
在台美關稅與供應鏈重組壓力下，企業赴美設廠已不再只是個別公司的投資決策。從晶圓製造到設備、材料與零組件，愈來愈多台灣企業必須重新計算市場、關稅、客戶與地緣政治成本；政府則進一步以融資保證降低企業跨海投資的資金門檻。
華南銀行甚至比政策再往前一步。
除了參與政府融保機制，華南另以自有資金推出「支持企業赴美投資融資專案」，鎖定半導體、ICT、電子零組件及台積電供應鏈等業者，提供優惠利率；搭配政府融保者，利率還可再減碼。
這使問題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轉折。
當公股金融開始為國家產業戰略提供銀彈，政策支持與商業判斷的界線應該畫在哪裡？
支持企業赴美，未必等於把產業搬離台灣。華南銀行指出，企業取得美國訂單或供應鏈赴美，也可能反過來帶動台灣擴充產能、添購設備、增加原料採購；海外布局初期，更可能由台灣母公司籌資支應子公司增資及營運。
換句話說，一座蓋在美國的工廠，可能帶動台灣另一筆投資；也可能形成對原有產能的替代。真正重要的不是先替「赴美」貼上外移或全球化的標籤，而是公共政策投入之後，能不能算清楚這本帳。
這本帳尤其不能只算政策帳。
華南銀行具有公股背景，但金融機構首先仍必須遵守授信專業與風險管理；其母公司華南金控更是上市公司。支持國家政策與追求合理獲利並非必然衝突，企業赴美所衍生的授信、外匯避險、貿易融資及跨境資金調度，本身就是龐大的金融商機。華南也已整合國內及洛杉磯、紐約據點，希望一路承接企業從台灣籌資到美國營運的金融需求。
真正需要警戒的是，一旦「配合政策」凌駕正常的商業判斷，原本用來降低企業風險的融保機制，就可能反過來模糊銀行應負的風險責任。
這也是國會監督應該進場之處。
未來國會檢視這項政策，不能只問「貸出去多少錢」「協助多少企業赴美」，更應追蹤融資品質、銀行承擔風險、政府保證損失，以及這些資金究竟創造多少台灣研發、投資、就業與供應鏈回流效益。
因為550億美元若逐步落地，衡量政策成功的尺度，不應只是把多少台灣資本送到美國，而是這些資本走出去之後，為台灣帶回了什麼。
國家政策可以替企業開路，公股金融也可以成為產業全球布局的後盾；但政策愈重要、投入資本愈龐大，監督就更不能退場。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從沙崙出發 台灣啟動大南方AI新引擎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讓觀點成為理解世界的座標
《雲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