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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義康 攝影/鄭文生
金融機構發生重大違失,罰了公司,誰來承擔管理責任?日前在立法院財委會,立委郭國文以國泰投信、台中銀兩起案件,質詢金管會主委彭金隆,要求責任地圖不只釐清權責,更應讓社會看見究責結果。
過去數十年,「小政府、大市場」曾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流。然而,從美中科技競爭、能源危機、疫情衝擊,到供應鏈重組,各國逐漸發現,市場並非萬能,國家也不能缺席。今天,無論是美國推動晶片與綠能投資、歐洲強化能源安全,或亞洲積極布局半導體、人工智慧與戰略產業,都顯示「國家之手」正重新深入經濟發展。
台灣也站在同樣的轉折點。
國營事業早已不再只是水、電、油、糖等民生供應者,而逐步承擔能源轉型、產業升級、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與國家戰略等更重要的角色。這股趨勢勢不可擋,社會真正該討論的,就不再是「國營事業要不要存在」,而是「如何讓國營事業治理得更好」。
然而,台灣長期存在一個根本矛盾:我們一方面要求國營事業像民營企業一樣追求效率與獲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它承擔穩定物價、照顧偏鄉、維護國家安全、扶植產業等公共使命。結果,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混雜,政府與企業彼此都有權,卻很少有人真正負起完整責任。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不是更換董事長,也不是喊出企業化口號,而是建立「政策歸政策、經營歸經營」的治理制度。
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公開列明目標、期限、成本與財源。例如,政府要求國營事業配合穩定物價、維持戰略存量或投入新興產業,這些都屬於國家政策,而非單純商業決策。既然如此,其成本就應由政府誠實揭露,接受國會與社會監督,而不是隱藏在企業財報之中,最後再以經營績效不佳作為究責理由。
同樣地,屬於企業可以自主改善的事項,例如採購效率、人力配置、設備利用率、投資報酬、數位轉型、品質管理與風險控制,就應由董事會與經營團隊負起責任,接受專業且透明的績效檢驗。
換言之,國營事業不能因肩負公共使命,就免於效率要求;政府也不能因推動政策,就將成本全部轉嫁給企業。唯有把兩本帳分開,社會才能真正判斷,一家國營事業究竟是在替國家承擔公共責任,還是真的經營失當。
更重要的是,國營事業的績效評估,也必須跳脫「賺錢就是成功、虧錢就是失敗」的單一思維。真正成熟的治理,至少應建立四項指標:公共任務是否達成、經營效率是否提升、治理與風險是否健全,以及創新改革是否持續推進。只有兼顧公共價值與企業治理,才能反映國營事業真正的表現。
另一方面,主管機關的角色也必須重新定位。今天不少部會同時負責政策制定、國營事業管理與市場監督,既當老闆,又當裁判,甚至還介入日常經營,權責界線並不清楚。未來應建立更專業的所有權治理制度,讓政府決定政策方向,董事會負責公司治理,經營團隊專注企業營運,監理機關則依一致標準維護市場秩序,各司其職,互相制衡。
董事會改革同樣刻不容緩。董事的價值,不在於代表哪一方,而在於能否提供專業判斷與長期監督。國營事業肩負的是國家戰略,其董事會更需要能源、財務、法律、科技、風險管理與國際市場等多元專業,而不是流於形式的人事安排。只有真正具備治理能力的董事會,才能讓經營團隊既勇於創新,也勇於承擔責任。
未來,台灣的國營事業勢必承擔更多國家任務。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讓它完全企業化,也不是讓它行政化,而是建立一套現代治理制度,讓政策目標透明、經營責任清楚、董事會專業獨立、績效評估客觀可信。
當國家重新走進市場,國營事業的重要性只會愈來愈高;而國營事業愈重要,治理標準就必須愈嚴格。唯有讓政策有價格、責任有歸屬、績效有標準,國營事業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支柱,而不是公共資源與政治責任之間的模糊地帶。


記者/帥浩 攝影/南宮彥
一張看不見的「責任地圖」,成為19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焦點。
郭國文委員追問金管會主委彭金隆,責任地圖若不公布、不究責,如何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彭金隆則回應,究責背後更深層的意義是「當責」,每個職位都有相應權力與責任,監理目的不只是處罰,更是避免問題再次發生。
國泰投信:近十億補償,責任追到哪一層?
國泰投信前董事郭明鑑兼任世芯-KY獨立董事,未依規定向投信申報利害關係人,導致旗下基金及全權委託帳戶投資相關股票,違反法令限制。
依中央社9月1日報導,國泰投信補償金額合計9.48億元;郭國文質詢則引用9.54億元。
金管會9月1日上午認定,國泰投信除利害關係人管理及內控失靈,還有重大事件通報延遲、內容不實及不完整等缺失,裁罰600萬元,並予以警告及業務限制。
郭國文進一步質詢,董事是否應負起善良管理人責任,甚至承擔賠償?彭金隆未評論個案,但強調違失將依權責追蹤。
台中銀行:3,200萬元罰單之外,還有治理責任
另一案例是台中銀行。
金管會5月12日查出,台中銀行在開戶審查、客戶身分持續審查及異常交易監控等方面存在缺失,裁罰3,20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金管會不只開罰,還要求台中銀行兩個月內依責任地圖,全面檢討涉及違失的分行及總行督導人員責任,並要求董事會強化法遵與防制洗錢文化。
這意味著,監理已從機構違規延伸至內部權責追究。然而,究責進度、處置結果及改善成效,仍是值得國會持續追蹤的問題。
責任地圖如何成為可驗證的治理工具?
責任地圖原本著重金融機構內部職責分工。銀行業已建立相關自律規範,但投信業與銀行業的制度依據、適用範圍不能直接混同。
責任地圖也不代表董事必然負有個人賠償責任,仍須依具體職責、違失事實及法律要件認定。
真正的制度考驗,是行政裁罰之後,如何確認責任已經釐清、缺失確實改善。
國會不必要求公開所有內部文件,卻可以要求金管會定期說明重大案件的究責進度、改善期限及執行成果,在兼顧程序正義與必要保密下,建立可供檢驗的監督機制。
究責回答誰應負責,當責則要證明問題不再重演。責任地圖若能走到這一步,才真正具有金融治理的制度價值。

記者/趙博學 構圖/王義康 繪製/ChatGPT
半導體與AI產業正改變全球能源投資版圖。從長期購電、參與能源開發,到科技巨頭投入先進核能,電力逐漸成為科技企業資本布局的一環。當台灣產業界開始討論台積電自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可能性,真正值得追問的已不只是技術能否實現,而是國家的電業制度、核安監理與公共責任,能否迎接這場轉變。
台積電是全球先進晶片製造的重要企業,卻也高度依賴穩定電力。過去,科技業投資的重心是土地、廠房、設備與製程;如今,電力能否及時到位,已經成為擴廠決策的關鍵條件。
台電董事長曾文生日前在智慧能源週演講指出,台電必須與產業高度共同決策。今年6月23日,台電已與半導體協會討論未來用電需求,提前納入電源規劃。這意味著電力正從企業設廠後的配套,走進投資決策的最前線。
國際科技巨頭已經採取行動。微軟以20年購電協議支持美國核電機組重啟;Google與Kairos Power合作開發先進核能;Amazon則參與X-energy融資,布局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科技企業不再只等待電力公司供電,而是透過資本與長期承購,影響未來電源的形成。
台灣也出現新的政策訊號。
今年5月,總統賴清德接見美國懷俄明州州長訪團,雙方將SMR與碳捕捉技術納入科研合作議題,國家原子能研究院等機構參與相關合作。這代表SMR已進入國際科技合作視野,但距離實際投資建廠,仍有相當距離。
10月21日,國內核能產業界進一步提出企業參與SMR開發的制度構想。若以台積電為例,未來科技企業是否可能自行投資發電設施,甚至參與核能電廠經營?
這不是台積電已經作出的投資決定,而是一道值得提前研究的政策問題。
首先,現行《電業法》及核能相關法規,對民間參與核能發電的限制與許可程序,是否足以因應新技術?其次,企業投資核能後,核安、核廢料、除役及事故責任如何分配?最後,若電力資源由大型科技企業主導投資,如何兼顧其他產業與全民供電權益?
SMR具有模組化建造與分期擴充的潛力,但其商業成本、核安審查及長期運轉績效,仍須接受實證檢驗,不能因科技企業有需求,就假定技術已成熟。
台灣不必急著決定由誰興建SMR,卻有必要提前釐清民間能源投資的制度邊界。
當科技企業從用電大戶逐漸成為電力投資的重要參與者,政府的角色也必須從供應電力,進一步走向建立公平、透明且責任清楚的能源治理制度。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從行政院政策方向、國發基金管理會配置資金,到一般直接投資、百億主題投資與創業天使投資,國家資本進場並非只有一條路。不同投資模式背後,分布著審議、核定、執行與投後管理等不同權責;立法院與審計部則位於外部監督位置。《雲報》以一張權力地圖攤開國發基金運作脈絡:錢從哪裡來、誰參與決策、誰執行投資,又由誰監督。
記者/劉英強 攝影/南宮彥
7日下午,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中醫國家政策推動委員會」在立法院舉行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專家會議。由立委廖偉翔擔任召集人,中研院院士林昭庚擔任主任委員,現場除醫界、學界外,衛福部、健保署、經濟部產發署、貿易署、智慧財產局、外交部、教育部及僑委會等均派員出席。
這場會議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國會」與「行政部門」同時進場。
廖偉翔指出,委員會將匯聚產官學研及醫療力量,建立跨領域、跨部會政策平台,議題涵蓋人才培育、中西醫整合、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法規制度及國際合作。換言之,中醫議題不再只停留在醫療專業,而開始向產業、科技與國際政策延伸。
更具政策訊號的是衛福部長石崇良親自到場。
石崇良指出,國家中醫研究院將由原衛福部三級機關的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希望在人力、研究發展與產業鏈結上取得更大彈性。與此同時,第二期中醫藥發展計畫已獲行政院核定並編列預算,第一期五年12億元,下一個五年則大幅提高至77億元。
真正值得觀察的是,77億元背後已不只是研究經費。
按照石崇良現場說法,新計畫將與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立相互搭配,進一步發展中醫藥園區,串聯研究、臨床服務、保健生活及產業;同時面對台灣中藥高度仰賴進口問題,推動藥材種植、種源保存,並導入AI尋找中藥新藥,最後進一步連結國際市場。
這也使中醫藥政策出現一個過去少見的結構:行政部門提出計畫與資源,行政法人研究院承擔研究及產業鏈結,國會端則形成新的政策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石崇良在宣布77億元計畫時,也直接表示未來需要立委支持;廖偉翔隨後則指出,依其了解,77億元中相當部分涉及研究院硬體,並當場要求衛福部爭取更多經費。
從12億元躍升至77億元,國家中醫研究院又即將啟動,中醫藥已不只是傳統醫療政策,而開始成為結合科研、產業、供應鏈與國際布局的國家級工程。
資源進場之後,下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77億元如何配置?研究院與政策平台如何分工?而國會在爭取資源之外,又如何監督成果?

石崇良指出,國家中醫研究院將由原衛福部三級機關的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希望在人力、研究發展與產業鏈結上取得更大彈性。
記者/陳秀芝 構圖/陳秀芝 繪製/ChatGPT
中醫藥下一個五年,錢明顯變多了;但真正需要同步放大的,可能是衡量政策成效的那把尺。
衛福部長石崇良7日在立法院厚生會中醫國家政策推動委員會成立大會指出,第一期中醫藥發展五年計畫經費為12億元,第二期已獲行政院核定並編列預算,五年將提高至77億元,增幅超過5倍。
這77億元承擔的任務也比過去更廣。按照石崇良現場勾勒的政策方向,除了配合國家中醫研究院成立,還包括中醫藥園區、研究與臨床服務、產業發展、中藥種植與種源保存、AI導入新藥研發,以及進一步連結國際市場。
當政策規模從12億元跨到77億元,國會監督方式也面臨轉變。過去政府計畫常以預算執行率、研究案數、論文篇數、研討會場次或培訓人次呈現成果;這些數字可以說明「政府做了多少事」,卻未必回答「政策改變了什麼」。
新的五年計畫若要與增加的公共投入相匹配,績效指標就不能停留在活動與件數,而應進一步建立從投入、產出到成果與影響的追蹤機制。
例如科研端,除了研究計畫及論文數,可以追蹤多少成果進入臨床驗證、多少完成技術移轉;產業端可觀察政府投入帶動多少民間研發與投資、多少成果真正商品化;AI新藥則可從「做了多少研究」進一步追蹤候選藥物是否走向前臨床、臨床或技轉。
中藥供應韌性更適合建立長期指標。石崇良直言,台灣不少中藥材仰賴進口,因此未來要推動種植落地、種源保存及相關研究。若政策目標是提高自主能力,國會未來就可以持續追問:關鍵藥材國內供應比率提高多少?進口來源集中風險降低多少?種源保存又達到什麼程度?
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是硬體。
廖偉翔在會中表示,依其了解,77億元中有不少經費涉及研究院硬體設備,並希望衛福部進一步爭取資源。由於這項說法仍有待第二期計畫及預算內容進一步確認,卻也點出公共建設最需要面對的一道題目:建設完成不是績效終點,使用率與產出才是。
因此,未來若成立園區、購置設備,除了工程進度與預算執行率,更應公布設備利用率、跨機構使用情形、研究產出,以及帶動多少民間合作。
而77億元五年計畫與國家中醫研究院,也應分開建立績效責任。前者衡量的是整體中醫藥政策,包括衛福部與相關部會的政策成果;後者則應檢驗行政法人的研究、臨床、人才與產業鏈結績效。兩者如果混為一談,資源增加之後,反而可能模糊責任歸屬。
從12億元到77億元,代表國家願意把更多公共資源投入中醫藥。下一步的關鍵,不只是立法院願不願意同意給錢,而是錢給出去以前,有沒有先把五年後驗收成果的尺訂清楚。
這或許才是「中醫國家隊」真正走向國家工程之前,國會最重要的一道功課。

衛福部長石崇良7日在立法院厚生會中醫國家政策推動委員會成立大會指出,第一期中醫藥發展五年計畫經費為12億元,第二期已獲行政院核定並編列預算,五年將提高至77億元,增幅超過5倍。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面對快速變動的政經環境,新聞不只是事件的呈現,也需要更多觀察與解讀。
《雲報》政經產業研究院副社長柴煥欣接受《三立新聞》節目專訪,分享對時事與政經發展的觀察,從不同角度解析議題,也為公共討論提供更多思考。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雲報(CloudExpress)》定位為國會與產業之間的互動溝通平台,藉此協助產業界打造更完備的法規環境,以利企業充份發揮經營優勢。《雲報(CloudExpress)》於2023年開始與多位立委國會辦公室共同主辦產業座談會,並以《雲報(CloudExpress)》平面報紙及網站進行深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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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報》政經產業研究院 是一個去中心化、動態運作的政策與產業網路,跳脫傳統研究機構的框架,由深入產業現場的專家菁英組成,不僅具有洞察力,更期許發揮形塑產業環境的推動功能,致力串連政策制定與產業發展,打造能快速反映趨勢、滾動修正觀點、持續進化的國家政經產業智識引擎。
《雲報(CloudExpress)》以《雲報(CloudExpress)》政經產業研究院邀請各領域菁英分析國家政策與產業動向,除在《雲報(CloudExpress)》撰寫專欄,並接受各大媒體訪談。

《雲報》主筆室

1月26日,立法院財委會還在以雞排、珍奶與金元寶慶祝台股站上3萬點;10月5日,加權指數收在49,712.04點,再寫歷史新高。252天之間,台股向上推進近2萬點,5萬點已近在眼前。
今天指數大漲1,236點,但上市股票下跌家數其實多於上漲家數。 換言之,這是一個值得記錄的歷史高點,同時也是一個值得追問的歷史高點。

記者/陳秀芝 攝影/沈清影
今年5月底,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再度來台,鎂光燈追著新晶片與AI基礎建設;隨即,6月1日,NVIDIA震撼宣布AI落地大計,將攜手鴻海與台灣主要醫學中心發展醫療AI;將代理式AI、醫療機器人帶進臨床。7月,台灣微軟與新光醫院深化智慧醫院合作,共同推進智慧醫療2.0。到了8月18日衛福部長石崇良在台北宣布成立「國家數位健康互通性與效能認證實驗室」。
短短三個月,科技大廠、醫院與政府併肩走在跨域整合的路上。當全球AI競賽從GPU與算力一路往應用端推進,台灣醫療院所已是全球AI落地的第一線。
NVIDIA醫療保健副總裁Kimberly Powell直言,代理式AI與物理AI將驅動下一個醫療保健世代,她並提及,日後數位與物理AI代理將與臨床人員進行協作;NVIDIA更將與台灣的合作,推升為全球醫療體系的重要典範。
另一AI大廠AMD董事長蘇姿丰同樣看好AI醫療應用。而目前,論及臨床AI,全球醫療正面對的共同難題:醫療每天產生海量資料,但重要資訊散落在電子病歷與不同系統裡,AI要做的正是讓醫師更快找到、理解並使用這些資料。
微軟,則已大步跨入台灣醫院。7月,新光醫院與台灣微軟深化智慧醫院合作,行政副院長洪子仁說:「數位轉型不應只發生在診間,而是要深入醫院每一個角落。」新光今年初已導入Microsoft Fabric,整合臨床、檢驗與研究資料。
8月18日,跨域整合的場景,來到衛福部。
「我還以為Apple又有什麼新產品要發表。」部長石崇良看著滿場人潮先開了個玩笑。
台下坐著廣達、緯創、資訊業者,也坐著臺大、高醫、慈濟、長庚、北醫等醫療體系。科技業、醫院與政府,在同一個會場。
石崇良接著丟出三個字——「車同軌」。
台灣不是沒有醫療AI,而是各醫院長年各有資訊系統,如同列車都有了,軌距卻不同。衛福部現在從資料標準、FHIR到認證實驗室,一段段把軌道接起來。
這正是AI巨頭頻頻走進台灣醫療場域的關鍵原因。
過去全球科技公司來台灣找晶片;現在,它們開始走進醫院找下一個AI應用。
但有新的命題出現:當全球AI巨頭帶著模型與算力進場,台灣究竟只是最好的驗證場,還是能把自己的醫療資料、臨床能力與產業實力,轉化為總統賴清德口中的「另一座護國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