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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英強 攝影/鄭文生
當國家愈來愈倚重國營事業推動能源轉型、穩定物價與公共建設,國營事業還能只用盈虧論成敗嗎?OECD近年接連重整國營事業治理準則,今年更直指公共政策任務的成本、補償與績效必須透明。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行政法人設置,這是臺灣健保制度發展多年後,一項遲來但必要的改革。
臺灣早在民國97年,就踏出醫療科技評估制度化第一步。當年衛生署設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並成立醫藥科技評估組,也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HTA小組。民國102年,政府更進一步籌備「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之後也曾倡議CDE行政法人化,希望建立一個類似加拿大CADTH、英國NICE及澳洲PBAC的國家級HTA機構。然而,受到行政法人名額等制度因素限制,這一等,就是十五年。
如今,在石崇良部長推動下終於完成立法,確實值得肯定。但要提醒的是:機構成立並不代表制度改革完成,真正的考驗,是成立之後要建立什麼樣的制度。
未來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的評估對象不只是新藥,更包括新醫材、精準醫療等快速發展的醫療科技。面對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癌症標靶藥物及各種高價創新科技,傳統「藥證核准後再談健保」的思維,已經不足以應付未來。其中要特別提醒,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絕對不能只是現有HTA小組的擴編版。
《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中心業務包括「發展與建立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及指引」;第18條則明定設置專任執行長。這兩項規定,其實已經透露出立法者對這個機構的期待:它不只是替健保做評估,而是要建立方法、建立標準、建立人才與建立一套可以長期運作的國家級HTA體系。
臺灣藥事經濟學發展的時間相對較短,加上過去並沒有法規強制性要求,使得藥事經濟評估在部分審議過程中容易淪為「參考附件」,甚至有時只是聊備一格。更現實的問題是,政府與產業長期重視不足,人才培育不易;人才不足,專業評估量能就不足;況且產業對HTA人才的需求不高;需求不高,又會降低人才投入意願,遂形成一個惡性螺旋循環。
因此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真正要做的不僅只是加人,而是要打破這個循環,重新建立臺灣HTA的人才、方法與專業生態系。
關鍵職位的人選決定未來組織走向,所以第一任執行長究竟找誰?這個人選,絕不能只是「找一位醫界有聲望的人來坐鎮」。
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不是醫學會,更不是另一個醫界或藥界利益代表機構。它真正需要的,是懂藥事經濟、醫療科技評估、健康經濟及公共政策的人,尤其必須真正理解藥事經濟方法學,而不是只有「聽過HTA」或曾經參與過幾場審查會議,更要有vision 、有國際視野,知道臺灣HTA應建立什麼制度、如何與健保及醫療生態系銜接,並帶領臺灣迎頭趕上國際水準
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具有足夠的獨立性。因為未來HTA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利益衝突!
目前,部分專家會議成員具有廠商董監事身分,或者經常接受藥商委託研究。當HTA正式升格為國家級、獨立的醫療科技評估中心後,社會對其利益迴避的要求自然應該更高。專業不能只是專業,更必須讓人民相信這個專業沒有被利益牽著走。
因此,衛福部在遴選第一任執行長時,不要把「誰的人脈最好」、「誰在醫界最有名」放在前面,更不要讓這個位置成為傳統的酬庸安排。請把「藥事經濟與HTA專業」、「真正理解藥事經濟方法學」、「行政管理能力」、「國際接軌能力」及「利益衝突迴避」列為最重要的遴選條件。
尤其,這個人必須敢於面對健保署、醫界與產業各方壓力,在證據不足時敢說「再等等」,證據充分時敢說「應該給付」,而不是看誰的聲音比較大或輩分高。因為第一任執行長選的不是一個人的職位,而是決定這個中心未來十年、二十年的DNA。
期待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真正成為健保決策的科學引擎:讓證據取代關說,讓價值取代聲量,讓專業取代人情,也讓每一塊健保錢,都經得起科學與社會的檢驗。
中心可以因為立法而成立,但它的公信力,必須從第一天就開始累積。而第一步,就請從選對第一任執行長開始。


記者/萬文君 攝影/南宮彥
近來,OECD正在重新定義國營事業。2024年修訂《國營事業公司治理指引》,首度增列永續專章;2025年再發布《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ustainability》,指出國營事業大量集中於能源、運輸、重工業與公共事業等戰略領域,政府不能只當政策制定者,也必須以「所有權人」身分設定永續目標,董事會則須承擔執行與監督責任。
今年5月,OECD又往前一步。
最新《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直接處理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國家利用國營事業完成經濟與社會目標,當企業承擔公共政策目標(PPO)及公共服務義務(PSO),任務如何界定、績效如何監督、成本由誰負擔,都應建立透明機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OECD把會計分離、成本計算、合理補償、獨立監督與定期績效評估放進同一套架構;政策任務不能只交給國營事業執行,相關成本與使用多少公共資源,也必須能被辨認及檢驗。
這面鏡子照回台灣,並不陌生。
立法院上一個會期,5月20日經濟委員會審查台電預算,立委洪毓祥便追問,再生能源購電價格高於平均售電價格,台電財務表現有多少來自政策、有多少才是真正經營績效,並要求兩者「實質分開」;董事長曾文生則回應,若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台電,希望立法院支持。
5月11日,中油也碰到同一道質詢議題。呂玉玲委員追問穩定油價造成的政策性負擔何時撥補;立委謝衣鳯則追增資與財務改善。到了台糖,邱議瑩反過來追問「到底賺什麼錢」;洪毓祥更要求把光電、沼氣、社宅、長照等政策任務整理成「政策任務損益表」。
台水則把問題拉到另一個面向:龐大公共建設投入之後,能否用漏水率、供水穩定與管線更新證明公共效益。
四家公司考題不同,背後卻是同一條責任線。
台電、中油不能把所有虧損都歸因政策;台糖也不能只用獲利證明經營成功;台水花多少錢,更不能取代公共建設產生多少效果。
因此,OECD帶來的訊號不只是ESG。當國家之手深入產業,真正的G,是把誰決策、誰出錢、誰執行、產生什麼公共價值、最後誰負責,一一攤開。
台灣並非沒有制度,而是經營考核、政策因素、永續報告、審計與國會監督仍分散在不同軌道。

記者/錢曉雯 構圖/錢曉雯 繪製/ChatGPT
台電、中油、台水與台糖都已建立永續揭露與相關治理機制,但真正的問題早已不是「有沒有永續報告書」。從能源轉型、水資源到國家土地,四家公司掌握龐大公共資產,也肩負不同的國家政策任務。《雲報》檢視四大國營事業發現,ESG正從環境管理、公益作為與資訊揭露,逐步走向董事會監督、風險管理與公共投資績效;四家公司,正在面對四張不同的ESG試卷。
台電:ESG開始走進董事會
四家公司中,台電較明顯的進展,是把永續議題進一步納入董事會治理。
2025年,台電在董事會層級成立「永續發展暨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審議公司永續發展與風險管理相關政策及重大議題。同時,台電持續依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架構(TCFD)管理氣候風險,並啟動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架構(TNFD)工作,將自然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依賴、衝擊、風險與機會納入評估;相關工作也被列為董事會層級委員會的永續行動目標。
台電2025年辨識13項重大主題,並新增「電力易得性及可負擔」議題。這反映台電的重大性分析,已不只處理企業對環境與社會可能造成的衝擊,也開始檢視能源轉型、電價與供電議題對企業營運、資源配置及財務承擔的影響。
這讓台電的ESG開始超越「減碳」。
從ESG角度看,供電穩定與電力可負擔性涉及社會面;發電結構、減碳及自然環境衝擊屬於環境面;而能源轉型成本、電網投資、財務承擔與董事會監督,最終都回到治理問題。
這也呼應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近期對台電財務與能源政策成本的討論。當外界要求區分政策負擔與企業經營績效時,問題已不只是「台電虧多少」,而是政府決定的能源轉型成本,以及董事會與經營團隊應負責的經營績效,能否在制度上分別辨識、揭露與檢驗。
中油:今天的本業,是明天的轉型對象
中油的ESG難度,可能比台電更高。
2025年9月17日,中油董事會通過設置由全體董事組成的「永續暨風險委員會」,並由「永續經營推動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作為跨部門執行單位。這代表中油把既有的永續推動與風險管理機制,進一步提升並整合到董事會層級的監督架構。
中油近年也將轉型布局延伸至低碳燃料、能源效率、再生能源、地熱、氫能、永續航空燃料(SAF)及相關技術研發。其減碳規劃涵蓋使用低碳燃料、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回收利用、再生能源、負碳技術及煉製生產模式調整等方向。但中油真正的考題不是「有沒有新能源」。
它的核心矛盾在於:今日支撐營收與國家能源安全的油氣及石化本業,同時也是淨零轉型下必須逐步調整的高碳資產。
因此,中油的ESG若只看碳排下降多少,很可能只看到一半。更值得追蹤的是資本流向:每年投入的資本支出中,有多少用於改善既有高碳資產,有多少投入過渡能源,又有多少真正培養出下一代事業。
換句話說,中油最後要回答的,不是「新能源做了多少項」,而是轉型事業何時能從永續專案,逐步成長為新的營收與韌性來源。
台水:一條水管,同時穿過E、S、G
台水是四家公司中,ESG與日常生活距離最近的一家。
首先,漏水是環境問題。自來水從取水、淨水到送達用戶,每一滴流失都代表水資源與能源耗損;但管線老化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因為爆管、停水直接影響民眾生活與產業運作。
當政府與台水投入經費更新管線、降低漏水時,問題又立刻成為治理問題。
113年,台水全年汰換管線592公里,漏水率降至11.99%;台水供水區域內實際供水普及率達95.04%,並持續推動無自來水地區延管及偏鄉供水改善工程。
這些數字已讓環境與社會效益有了可量化的基礎。但下一步的治理問題是:龐大的降漏與管線更新經費投入後,每一億元公共資本究竟買回多少供水韌性?
因此,台水最值得建立的,不只是一張「完成多少工程」的ESG成績單,而是一條完整的投入產出鏈:花多少錢、換多少高風險管線、漏水減少多少、爆管件數下降多少、停水戶數與停水時間減少多少,以及供水備援與跨區調度能力提升多少。
台水也因此成為四家公司中,最適合把ESG從「活動成果」推進到「公共投資績效」的一家公司。
台糖:土地可能才是最大的ESG資產
台糖的考題又完全不同。
台糖最新永續架構以「實踐永續經營、善用自然資本、創造社會價值、照顧台糖夥伴、打造氣候韌性」為五大主軸,並歸納15項重大主題。其中,「自然資本」尤其值得注意。
台糖的土地與農業資源,不只是一張資產負債表上的不動產。在不同法令、土地使用分區與政策條件下,部分土地可用於出租、農業生產、生態保育、再生能源、社會住宅、長照或其他公共政策目的。
同一塊土地可能同時產生財務價值、環境價值、社會價值與政策價值;但不同用途之間也可能存在取捨。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土地能否多元使用,而在於每一種用途的財務報酬、自然影響、社會效益與政策成本,能否被清楚衡量與揭露。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只看台糖「今年賺多少錢」並不夠。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近期審查台糖預算時,已有立委追問不同事業與政策任務的財務結果,並主張提高光電、沼氣、社會住宅、長照等政策性業務成本與效益的透明度。
如果ESG繼續往前走,台糖最後面對的可能是一張更困難的成績單:國家交到它手上的土地,究竟創造了多少綜合價值?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從行政院政策方向、國發基金管理會配置資金,到一般直接投資、百億主題投資與創業天使投資,國家資本進場並非只有一條路。不同投資模式背後,分布著審議、核定、執行與投後管理等不同權責;立法院與審計部則位於外部監督位置。《雲報》以一張權力地圖攤開國發基金運作脈絡:錢從哪裡來、誰參與決策、誰執行投資,又由誰監督。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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