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資本 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文／金麗萍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產業政策視角
從衛福部到立法院 法人監督出現一道落差
記者／萬文君 攝影／鄭約翰
一張政府捐助基金比率表，揭開衛福部十大財團法人背後更深層的治理問題。
截至115年6月底，衛福部主管10家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政府捐助基金比率全數超過50%。其中國家衛生研究院、醫藥品查驗中心、病理發展基金會、賑災基金會、惠眾醫療救濟基金會及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等6家達100%；鄒濟勳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97.9%、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89.9%、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81.6%，最低的藥害救濟基金會也有50.1%。
這些數字並不代表政府每年負擔相同比例的營運經費，卻清楚呈現一件事：這些法人的資本基礎，高度來自公共資源。
衛福部依法對主管財團法人進行定期查核，從公開的114年度查核紀錄來看，檢查範圍相當完整，包括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執行、績效指標、財務、組織、內控制度及資訊公開等；部分法人公開紀錄中，多項查核結果為「符合」，甚至未提出改進建議。
只是，攤開另一套國會資料，景象不盡相同。
立法院預算中心針對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115年度預算指出，近年多數業務計畫收支比呈下降趨勢，實際用人數多高於預期，用人費用屢有超支；114年度平均每位員工收支貢獻，甚至不及組織改造前的111年度，因而要求強化成本控制及人力運用效率。
再看政府捐助基金比率100%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其政府部門收入占整體收入逾96%，部分績效指標未達目標；另一方面，又有部分指標連續大幅超越設定目標，反映的另一個問題是：目標訂定是否合理？
於是，一個制度落差浮上檯面。主管機關的查核重點：計畫有沒有訂？預算有沒有照規定執行？內控制度有沒有建立？績效指標有沒有列管？
預算中心追問的卻是：人增加了，產出有沒有增加？錢花下去，成本效益是否改善？績效目標是否具有挑戰性？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究竟換回多少公共價值？
這正是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監督制度最值得重新檢視之處。
財團法人之所以存在，就是希望利用比行政機關更具彈性的組織、人事與專業能力，替政府完成特定公共任務。如果監督最後仍主要停留在程序、預算與法遵，就可能出現一個弔詭現象：每張表都填了、每個程序都完成、每項查核都符合規定，卻沒有人能清楚回答——這個法人替國家多創造了多少價值？
因此，下一階段國會監督該建立的是「公共資本效益」制度：政府投入多少資源、設定什麼政策目標、產生多少可衡量成果，並進行跨年度比較；對長期未達標者，更應有預算調整、組織改革甚至任務退場機制。
從一紙檢測報告到數據資產 生醫打開資本市場想像空間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精準醫療、基因檢測、AI與多體學快速進入臨床，台灣醫檢產業正在發生一場不只是技術、也是資本結構的改變。當健保開始為新科技打開市場，創新板提供企業籌資出口，生醫資料又成為AI時代的新資產，「生醫＋AI＋資本」正逐漸形成一條新的產業鏈，也讓過去難以用傳統獲利模式衡量的生醫企業，開始被資本市場重新定價。
過去談醫療檢驗，市場首先想到的是醫院裡的一次性檢測；如今，這個產業的邊界正在快速向外擴張。關鍵推力首先來自政策與健保。
隨著政府推動精準醫療，次世代基因定序（NGS）等新興檢測逐步納入健保，原本動輒數萬元、甚至更高的自費檢測，有機會從少數人的醫療選項走向更大規模的臨床應用。對產業而言，健保給付不只是「政府幫病人付錢」，更重要的是替新技術創造一個可以預期的市場。
這對資本市場尤其重要。生醫產業具有研發期長、前期投入高、獲利時間晚等特性，一家公司即使擁有技術，也可能多年無法用傳統本益比衡量價值。因此，當一項技術取得政策支持、進入健保體系，甚至逐漸成為臨床標準，資本市場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項檢測，而是一個正在被制度打開的市場。
基米、金萬林，就是值得觀察的案例。兩家公司進入創新板，反映台灣資本市場正在為尚處成長階段的生醫企業提供另一條融資道路。對生醫企業而言，資本的作用不是把股價炒高，而是買時間。
從實驗室裡的一項研究成果，到真正可以進入醫院使用，中間還隔著臨床驗證、設備、人力、法規認證以及國際市場布局。沒有足夠資本，再好的技術也可能停在實驗室；資本市場因此成為科研走向商業化的重要橋梁。
更大的變化，則來自AI。基因體、蛋白質體、代謝體等「多體學」快速發展後，醫檢企業累積的不再只是一次檢測收入，而是大量具有長期價值的生醫數據。當這些資料與AI結合，企業未來可以出售的，就可能從一份檢測報告，轉向資料分析、AI判讀、平台服務、數據授權，甚至與藥廠共同進行新藥及伴隨式診斷開發。
換句話說，資本市場未來買的可能不只是一家檢驗公司，而是一座持續成長的生醫資料庫。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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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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