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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朱文豪 攝影/沈清影
2026年7月25日凱道反毒油遊行過後,如何喚回餐桌信任才是正辦。自2015年官方廢除食品GMP,民間標章缺乏公權力,唯有速重建「國家級食品GMP」,才能真正事前防火、重塑國際信任。
一家企業看財報,一個國家看預算。
總預算不只是政府支出計畫,更是國家發展藍圖。
當台灣面臨高齡化、AI革命、能源轉型、醫療改革與全球產業重組,有限的資源該投入何處?哪些支出只是維持現狀?哪些投資正在創造下一個十年的競爭力?
當全球將目光聚焦在輝達(NVIDIA)最新AI晶片、超級電腦與大型語言模型之際,一項攸關台灣未來十年競爭力的國家工程,一場橫跨衛福部、國科會、數發部、醫學中心與產業界的健康資料治理革命,正積極展開,
從病歷互通、FHIR Box、TWCDI、LOINC到SNOMED CT,這些看似艱澀的專有名詞背後,其實指向同一件事情:台灣正在打造主權AI時代最珍貴的戰略資產——國家級健康資料架構(National Health Data Infrastructure)。
如果說,過去四十年,半導體是台灣經濟奇蹟;那麼,未來十年,健康資料治理極可能成為台灣在AI時代的新護國工程。
AI競爭本質 從晶片競爭走向資料競爭
過去,談到AI競爭,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算力,因此各國競相投資資料中心、超級電腦與高階GPU;然而,隨著全球生成式AI快速普及,國際科技界逐漸形成共識:真正決定AI能力上限的,不只是晶片,而是資料。
黃仁勳多次指出,未來每個國家都將發展自己的主權AI(Sovereign AI);AMD董事長暨執行長蘇姿丰也認為,AI最重要的落地場域之一將是醫療。
原因很簡單。醫療資料不只是資料量龐大,更具有高度專業性、長期追蹤性與真實世界驗證價值;誰能掌握高品質醫療資料,誰就有機會建立下一代智慧醫療、精準醫療與健康照護的競爭優勢。
而台灣,恰恰擁有世界少數國家難以複製的條件。
全民健保 意外成為台灣主權AI最大優勢
過去三十年,全民健保最大的價值在於保障民眾就醫權利。然而到了AI時代,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健保制度的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它所累積的龐大健康資料資產。
從門診、住院、檢驗、影像、處方到疾病追蹤,台灣擁有全球少數能夠長期、完整且跨院所整合的健康資料體系。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醫療界普遍認為,台灣在智慧醫療發展上具備特殊優勢。
然而,資料存在不等於資料可用。過去數十年間,各醫院建立不同資訊系統,形成大量資料碎片,各自成為孤島。即使擁有資料,彼此卻難以互通,更難以成為AI可以理解與學習的語言。因此,真正困難的已不是蒐集資料,而是建立共同標準。
FHIR Box背後 是一場國家級資料標準革命
近期,國科會委員會議中,衛福部正式提出「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FHIR Box開啟台灣智慧醫療生態系新元年」。
外界看到的是病歷互通。但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台灣正試圖完成一項過去許多國家都未能完成的任務:建立全國一致的健康資料語言。
透過FHIR標準、TWCDI核心資料架構、LOINC檢驗碼、RxNorm藥品標準以及SNOMED CT臨床術語系統,原本散落在各醫院、各系統之間的資訊,開始被翻譯成AI可以理解的共同語言。
這不只是資訊工程,而是一場攸關未來二十年國家競爭力的資料治理工程。因為AI最怕的是資料彼此無法理解。當不同醫院、不同系統、不同世代的醫療資訊都能被統一解讀時,AI才能真正發揮價值。
從病歷互通到醫療大模型 台灣正建立AI訓練場
2025年底,長庚、馬偕與中山三大醫療體系已完成跨院病歷互通。衛福部資訊處處長李建璋強調,未來將逐步推動全台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乃至基層診所全面串聯,它意味著台灣正逐步建構全國級健康資料網路。
當資料標準化、檢驗數據結構化、病歷資訊順利串接後,未來不僅能支援臨床決策輔助系統,更有機會發展屬於台灣自己的醫療大模型。這正是全球主權AI競賽中最關鍵的一環。
因為沒有資料主權,就沒有AI主權;沒有健康資料治理,就沒有智慧醫療產業。
下一座護國神山正在成形
過去四十年,台灣用半導體改變世界;未來十年,台灣或許將用健康資料治理重新定義智慧醫療。
晶片解決的是運算問題,健康資料治理解決的則是AI理解人類健康的問題。當FHIR、LOINC、SNOMED CT與全民健保資料逐步整合,病歷互通從三家醫院擴展到全國醫療體系,台灣正在建造的是一座支撐主權AI、精準醫療與健康產業升級的國家級重大建設。

記者/陳秀芝 攝影/鄭約翰
2026 年 7 月 25 日,一場鋪天蓋地的「反毒油大遊行」集結凱達格蘭大道。全台外食族與庶民積壓已久的怒火在府前爆發,高分貝要求政務官下台、嚴懲惡意大廠。然而,當遊行人群散去,社會大眾與產業心裡都非常清楚:如果每次食安風暴都止步於「官員下台、業者遭押」的政治止血,台灣的食安治理就永遠只是一場治標不治本的「事後消防」。
政務官下台頂多給了政治交代,卻換不回國人對餐桌的信任,更解不開台灣食品業在外銷市場被邊緣化的十年困境。
2014 年強冠地溝油案爆發,經濟部工業局為了平息輿論,在 2015 年 6 月以一紙公文,正式終結推行長達 30 年、由官方背書的「食品 GMP 微笑標章」,並將驗證業務移轉給民間單位 TQF(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這項政策本意為官民切割,結果卻埋下了長達十年的制度禍根。民間 TQF 本質上只是自願性的工廠品管協會,毫無《食安法》賦予的行政公權力。從 2024 年肆虐全台的蘇丹紅、寶林茶室案,到如今爆發的中聯毒油案,TQF 在系統性危機面前都像個隱形的局外人。缺了「國家級 GMP 環境監測」作為底層防線,即便立法院火速修法將刑罰加重、下架限時縮短至 24 小時,都無法在「半年驗一次」的法規寬容下做到事前防火。
尤有甚者,廢除食品 GMP 更讓台灣食品業在全球貿易戰場上遭遇排擠。「這是一場荒謬的『一國兩制』。」業者無奈表示,政府至今手中仍握有藥品 GMP、cGMP、化妝品 GMP、保健食品 GMP 等由官方主辦且剛性背書的認證;唯獨對產值龐大的常態「食品」,政府卻退居二線。當台灣優良業者將產品外銷國外時,面對外國海關與國外買家,根本無法合理解釋「為何台灣的藥品有國家 GMP,食品卻沒有?」
民間 TQF 缺乏政府公信力與外交背書,不被多數國家認可,迫使業者花費高昂成本重複申請 ISO 22000 或 HACCP 等國際第三方證照。但在國際貿易談判桌與海關通關效率上,民間證照永遠無法替代國家級認證的戰略地位,致使台灣食品業白白痛失十年的國際黃金商機。
食品與藥品,皆是入口關乎人命的國家防線。政府必須將食品認證拉回國家層級,讓「食品 GMP」與藥品、化妝品等官方認證建立起統一標準、統一背書與統一的監督公權力。唯有由國家主導、賦予強制性的環境監測與 HACCP 即時通報機制,才能真正打破大廠自主管理的迷思;也唯有重新擦亮「國家級食品GMP」的微笑勳章,才能讓台灣食品在國際市場擁有統一且享譽全球的高品質名片。

記者/吳方美 圖/吳方美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油脂問題油品事件持續延燒,在野黨7月25日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舉辦「我是人、我反毒台」集會,立法院長韓國瑜、多名縣市首長等均到場,活動訴求包括總統賴清德道歉、行政院長卓榮泰下台,以及加速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韓國瑜與台中市長盧秀燕、台北市長蔣萬安同台時表示,人民最基本的期待,就是知道每天吃進口中的食品是否安全。他批評執政黨不應再推卸責任,並表示將與國民黨、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推動《食安法》修法。
盧秀燕表示,群眾聚集凱道並非只為政黨立場,而是希望爭取安全飲食的基本權利。她質疑,在事件真相尚未完全釐清前,有疑慮的油品是否適合重新上架,政府應以保障民眾安全為優先。
蔣萬安則將此次事件與過去地溝油風暴相提並論,指稱問題油品影響範圍擴及大量學校及下游業者。他並感謝地方政府彼此通報,使部分縣市得以及早進行下架與回收,主張中央與地方應建立更快速、透明的食安資訊通報機制。
黃國昌率民眾黨立委登台,批評政府在問題油品事件中的處理態度,要求公布問題油品完整流向,並主張卓榮泰下台負責。他表示,民眾走上凱道,是要讓執政者正視人民對食安與資訊公開的要求。
集會現場也安排近期參與絕食抗議的人士登台。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楊植斗等3人結束超過150小時的絕食後被送醫,另一名參與絕食者何元楷則因醫師評估身體狀況達危險程度,已於活動前先行就醫。
針對在野黨發起集會,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日前表示,集會遊行是民主社會的基本權利,政府尊重不同聲音;食安如同防疫,中央與地方都不能出現破口,應共同補強管理網絡。潘孟安並指出,行政院已著手研議《食安法》修正方向,包括預防性下架程序、罰則及賠償制度。
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則表示,遊行抗議是民意表達的一環,但也應考量社會成本及能否透過體制解決。他強調,中央在6月30日接獲通報後,陸續進行稽查、停止製造販售、產品下架、公布下游業者及裁罰,並否認中央蓋牌或將責任推給地方。
隨著凱道集會落幕,中聯油脂事件的政治攻防仍將延續。後續焦點除司法調查與行政究責外,也將包括問題油品流向公開、中央與地方權責分工,以及立法院如何修正食安法規與通報制度。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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