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資本 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文／金麗萍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產業政策視角
從模仿大腦到解讀大腦 AI與腦科學開始交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約翰
AI會寫文章、找答案，只是開始。中國醫藥大學校長、腦科學家江安世15日以「AI腦科學新時代」為題演講指出，當AI遇上腦圖譜與新顯微科技，人類正逼近理解大腦的新門檻，而台灣也可能迎來一場從晶片走向生命資料的新機會。
「這個只是開始而已。」江安世一開場，就把今天人們熟悉的生成式AI拉回70年前。人工智慧先驅Marvin Minsky當年希望理解資訊如何進入大腦、流動、儲存、提取並改變人的行為；70年後，AI快速發展，當年的科學追問也出現新的解題工具。
15日，江安世以「AI腦科學新時代」為題發表演講。他形容，人腦約有860億個神經細胞，每個細胞又與數千個其他細胞溝通，形成超過百兆個連結。若把每顆神經細胞想像成一個人，腦科學面對的，就像試圖理解一個人口比地球多十倍的世界，所有個體彼此如何交換資訊。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人類研究大腦如此困難。
為人腦畫一張「Google Map」
江安世數十年的研究，就是試圖把這個龐大世界畫成一張地圖。
他從果蠅出發，研究神經細胞如何接收資訊、記憶儲存在哪裡，又如何被重新提取；進一步建立腦圖譜。他以Google Map比喻，如果城市、道路甚至車輛移動都能被定位、搜尋與預測，那麼大腦是否也能建立共同座標，讓研究者追蹤每一個神經細胞及資訊傳遞路徑？
這個夢想正在從果蠅走向人類。
江安世指出，過去果蠅完整神經連結圖譜的建立耗費龐大資源與漫長時間，如果照同樣方法放大到人腦，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真正的突破不能只是「做得更快」，而必須創造新的科技。
其中一項關鍵，就是近年快速發展的膨脹顯微技術（expansion microscopy）。與其不斷提升顯微鏡倍率，不如把生物組織本身等比例「放大」。江安世團隊進一步優化相關技術，希望讓原本極微小的神經結構變成可觀察、可計算的資料，再結合影像、運算與AI辨識，朝人腦細胞尺度的圖譜前進。
AI最需要的不是AI，而是資料
演講到此，主題也從腦科學轉向台灣的下一個機會。
江安世指出，當大腦結構逐步數位化，資料量將從TB、PB一路走向更巨大的尺度；而AI要進行模擬，最重要的基礎正是資料。
他因此提出一個值得台灣思考的方向：台灣已是全球AI硬體重鎮，但在data這一端，仍有「後發先至」的機會。
如果能建立人體、器官乃至人腦的高解析圖譜，這些資料未來不只用於認識大腦，更可能成為疾病模擬、早期發現、機制研究及個人化醫療的重要平台。他期待台灣能在這波競賽中，建立具有國際價值的人體圖譜與生命資料基礎。
這也讓「AI腦科學」不再只是實驗室裡的研究。
江安世認為，AI與生命科技快速交會，將加快人類對疾病與老化機制的理解。他甚至大膽預測，若疾病治療、基因與蛋白質調控持續突破，人類健康壽命可能出現過去難以想像的改變；他以十年前人們同樣難以想像今天AI的能力， 說明科技突破往往超出線性預測。這部分仍屬江安世對科技發展的前瞻判斷，而非已實現的醫學結果。
AI時代，真正稀缺的是「會問問題的人」
但演講最後，江安世把科技重新拉回「人」。
他回憶自己小時候不愛讀書、記憶力也不好，後來才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是未知與新奇的問題。「以前找答案很困難，現在有AI，找答案很快」，因此到了AI時代，人的價值反而更集中在能不能提出好問題。
在問答中，他也談到注意力、快樂等看似抽象的人類特質，腦科學正嘗試從神經傳導物質與神經迴路尋找生物學機制；但他強調，圖譜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圖譜加上AI模擬後，如何改善人的生活。
所以，AI腦科學新時代真正提出的問題，或許不只是機器會變得多聰明。
當人類逐漸有能力把自己的大腦變成可以觀察、搜尋甚至模擬的「地圖」，我們能不能因此更理解自己，也更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
這位研究大腦數十年的科學家，最後把答案留給教育。
科技可以多給人一個強大的「腦」，但江安世說，他最在乎的，仍是自己的那一個腦袋。AI的價值，不只是替人找答案，而應該幫助人理解並最佳化自己的大腦——知道怎麼使用它，人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別只問賺不賺錢 國營事業需要一把新的治理尺
記者／宮曉琪 圖／宮曉琪 構圖 ChatGPT生成
5月11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台灣中油、台灣自來水115年度營業預算，經濟部長龔明鑫率中油董事長方振仁、總經理張敏及台水董事長李嘉榮等人備詢。從財務、增資一路問到地熱、風電、漏水與偏鄉供水，看似議題分散，卻共同指向一個國營事業長年未解的治理難題：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如何分帳？
中油最為明顯。立委呂玉玲追問累積虧損、3,500億元增資及預算撥補，方振仁說明截至3月累積虧損791億元；立委洪毓祥則從負債結構切入，質疑重大建設高度依賴舉債。問題在於，中油既要配合政策吸收油氣價格，又要承擔天然氣設施與能源轉型投資，若所有成本最後都進入同一張損益表，外界很難辨識究竟多少虧損來自政策、多少源自經營。
另一頭，邱志偉委員追問中油投入地熱多少錢、發出多少電。方振仁一開始坦言未掌握歷年總投入，之後說明淺層約10億元，目前成果約2.4MW；離岸風電也被追問近40億元投資與工程進度。這又帶出第二把尺：國營事業投資不能只看有沒有賺錢，卻也不能因為冠上「能源轉型」就免除績效責任。
台水則呈現另一種矛盾。呂玉玲指出，全國平均漏水率雖降至11.99%，部分地區仍接近20%，並要求持續改善偏遠地區供水；邱志偉則把焦點放在老舊管線與供水穩定，主張增資後應明確交代資金用在哪裡。
這意味著，只拿「盈虧」衡量台水同樣失真。偏鄉最後一哩供水可能永遠算不出漂亮的投資報酬率，汰換老舊管線也不會立即增加營收，但都是國家必須完成的公共任務；反過來說，「公共任務」也不能成為經營效率不彰的保護傘。
因此，從這場國會詢答回頭看，台灣或許需要重新建立一套國營事業治理觀察方法：把帳分成「政策負擔、經營績效、戰略投資」三類；重大投資則同時檢驗「財務報酬」與「公共戰略價值」，並持續追蹤資產老化與未來資本需求。
如此，政府要求中油穩定能源價格，成本就應被看見；要求台水把管線送進偏鄉，也應說清楚由誰買單。至於採購效率、投資失準、工程延宕與管理責任，則回到董事會與經營團隊。
國營事業真正需要的，不是放棄績效，而是把績效算清楚；不是少一點監督，而是用對方法監督。這可能才是下一階段國會審查國營事業預算時，更值得追問的一張成績單。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從沙崙出發 台灣啟動大南方AI新引擎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讓觀點成為理解世界的座標
《雲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