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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田文堯 攝影/鄭文生
國發會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逼近12%。央行17日更將全年預測上修至11.48%。但亮眼數字背後,國發會派員赴澳洲學習G-Cubed模型。當AI、戰爭、關稅快速改寫經濟,台灣的「經濟儀表板」是否跟得上新時代?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行政法人設置,這是臺灣健保制度發展多年後,一項遲來但必要的改革。
臺灣早在民國97年,就踏出醫療科技評估制度化第一步。當年衛生署設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並成立醫藥科技評估組,也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HTA小組。民國102年,政府更進一步籌備「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之後也曾倡議CDE行政法人化,希望建立一個類似加拿大CADTH、英國NICE及澳洲PBAC的國家級HTA機構。然而,受到行政法人名額等制度因素限制,這一等,就是十五年。
如今,在石崇良部長推動下終於完成立法,確實值得肯定。但要提醒的是:機構成立並不代表制度改革完成,真正的考驗,是成立之後要建立什麼樣的制度。
未來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的評估對象不只是新藥,更包括新醫材、精準醫療等快速發展的醫療科技。面對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癌症標靶藥物及各種高價創新科技,傳統「藥證核准後再談健保」的思維,已經不足以應付未來。其中要特別提醒,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絕對不能只是現有HTA小組的擴編版。
《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中心業務包括「發展與建立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及指引」;第18條則明定設置專任執行長。這兩項規定,其實已經透露出立法者對這個機構的期待:它不只是替健保做評估,而是要建立方法、建立標準、建立人才與建立一套可以長期運作的國家級HTA體系。
臺灣藥事經濟學發展的時間相對較短,加上過去並沒有法規強制性要求,使得藥事經濟評估在部分審議過程中容易淪為「參考附件」,甚至有時只是聊備一格。更現實的問題是,政府與產業長期重視不足,人才培育不易;人才不足,專業評估量能就不足;況且產業對HTA人才的需求不高;需求不高,又會降低人才投入意願,遂形成一個惡性螺旋循環。
因此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真正要做的不僅只是加人,而是要打破這個循環,重新建立臺灣HTA的人才、方法與專業生態系。
關鍵職位的人選決定未來組織走向,所以第一任執行長究竟找誰?這個人選,絕不能只是「找一位醫界有聲望的人來坐鎮」。
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不是醫學會,更不是另一個醫界或藥界利益代表機構。它真正需要的,是懂藥事經濟、醫療科技評估、健康經濟及公共政策的人,尤其必須真正理解藥事經濟方法學,而不是只有「聽過HTA」或曾經參與過幾場審查會議,更要有vision 、有國際視野,知道臺灣HTA應建立什麼制度、如何與健保及醫療生態系銜接,並帶領臺灣迎頭趕上國際水準
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具有足夠的獨立性。因為未來HTA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利益衝突!
目前,部分專家會議成員具有廠商董監事身分,或者經常接受藥商委託研究。當HTA正式升格為國家級、獨立的醫療科技評估中心後,社會對其利益迴避的要求自然應該更高。專業不能只是專業,更必須讓人民相信這個專業沒有被利益牽著走。
因此,衛福部在遴選第一任執行長時,不要把「誰的人脈最好」、「誰在醫界最有名」放在前面,更不要讓這個位置成為傳統的酬庸安排。請把「藥事經濟與HTA專業」、「真正理解藥事經濟方法學」、「行政管理能力」、「國際接軌能力」及「利益衝突迴避」列為最重要的遴選條件。
尤其,這個人必須敢於面對健保署、醫界與產業各方壓力,在證據不足時敢說「再等等」,證據充分時敢說「應該給付」,而不是看誰的聲音比較大或輩分高。因為第一任執行長選的不是一個人的職位,而是決定這個中心未來十年、二十年的DNA。
期待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真正成為健保決策的科學引擎:讓證據取代關說,讓價值取代聲量,讓專業取代人情,也讓每一塊健保錢,都經得起科學與社會的檢驗。
中心可以因為立法而成立,但它的公信力,必須從第一天就開始累積。而第一步,就請從選對第一任執行長開始。

記者/宮曉琪 攝影/南宮彥
2026年是台灣保險業制度轉軌的重要一年。金管會主委彭金隆16日提出「去中心化金融」概念,監理思維從細部約束,轉向將更多經營主導權交還業者。當政府不再替金融機構決定每一步,真正的考驗也隨之而來:權力下放之後,風險由誰判斷,責任又由誰承擔?
彭金隆16日在「2026台灣保險發展論壇」指出,今年保險業面臨三項關鍵轉折,包括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TIS)、IFRS 17,以及壽險外匯價格準備新制。新制度朝同一方向:監理不再只是以細密規則約束業者,而是給予更多專業判斷與經營自主空間。
三項新制同時上路,表面看來,是台灣保險業一次重要的制度調整;更深一層分析,改變的是政府與金融業者之間的權責關係。
彭金隆的「去中心化金融」概念,強調風險管理不能只有事前防堵,也要建立事故發生後承擔風險的能力;金融業則應從單純銷售商品,進一步走向管理社會風險。
這使金融監理面對一道新的治理課題。
過去政府管得愈細,決策權集中在監理機關;現在把更多決策權交還業者,責任也必須跟著移動。
保險公司董事會如何決定資產配置?經營團隊如何衡量報酬與風險?內控、精算及風險管理機制能否真正發揮作用?一旦判斷錯誤,責任由誰承擔?這些問題的重要性,都將隨著經營自主空間擴大而提高。
這與政府近來在其他領域出現的治理轉變,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衛福部推動生醫產業投資,角色從傳統監管向產業輔導、投資評估及投後管理延伸,是政府向前一步;金管會將更多經營主導權交還金融業者,則是政府往後一步。方向不同,卻都在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尤其,台灣正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保險業累積龐大長期資金,未來資金運用的彈性與範圍勢必受到更多關注。監理若仍停留在:每一步都由政府規定,市場很難充分發揮專業;但鬆綁若只有權力下放,沒有責任機制跟上,也可能產生新的風險。
因此,去中心化金融真正的核心,不只是政府少管多少,而是誰得到決策權,誰就必須承擔相對責任。
從「政府替你管風險」,走向「業者自己做判斷、自己負責任」,需要的不只是制度鬆綁,更是董事會治理、資訊透明、內控與問責能力同步升級。

記者/劉振康 構圖/劉振康 繪製/ChatGPT
短短兩天,兩個數字把台灣經濟推到罕見的高度。
9月15日,國發會主委葉俊顯表示,在半導體、伺服器等硬體出口訂單延續至明年的支撐下,今年經濟成長率有機會「摸到12%」;17日,央行理監事會將全年GDP成長率預測由9.45%大幅上修至11.48%,上半年更已成長14.15%。
但比12%更值得注意的,是國發會開始重新檢視「怎麼看經濟」。
葉俊顯指出,近兩年台灣經濟已出現結構性改變,傳統預測所依賴的企業法說會資訊較後期,分析師關注期間又偏短,智庫資料有時也跟不上變化。國發會因此派員赴澳洲學習G-Cubed全球總體經濟模型,並著手導入台灣資料,預計2027年試行。
這不是單純換一套GDP預測公式。
G-Cubed的重要性,在於把經濟放回快速變動的全球環境中,模擬戰爭、關稅、天災、重大政策改變等突發事件,究竟會衝擊多少、波及哪些部門,以及經濟需要多久才能重新回到均衡。葉俊顯也強調,這套工具並非取代傳統GDP預測,而是希望讓政策部門更快掌握外部衝擊。
這正是台灣經濟最最核心的變化。
AI巨額資本支出,可以迅速拉動半導體、伺服器與出口;美國關稅政策一變,供應鏈跟著移動;中東戰事推升油價,又可能從物價一路傳導到企業成本。昨天央行在上修GDP的同時,也把AI產業前景、美國經貿政策及中東局勢列為未來不確定因素。
換言之,台灣經濟跑得愈快,政府看經濟的方法反而愈需要升級。
12%終究只是一年的數字。真正值得留下來的,可能是一套更快、更準、能在全球風吹草動時立即看出台灣哪裡受傷、哪裡受益的決策系統。
從預測景氣,到模擬衝擊;從事後解釋數字,到事前準備政策——這才是12%成長背後,更值得注意的一場政府治理升級。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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