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 最貴的投資
文／金麗萍
政府投入一百億元，可以編列；投資失利，可以認列；但有一種資本一旦虧損，恐怕不是再編一筆預算就能補回來，那就是政府的公信力。
國發基金匡列百億元推動生醫產業投資，並由衛福部扮演重要執行角色。這項政策值得肯定之處，是政府終於願意面對生醫產業研發期長、風險高、民間資本不願承擔「第一哩風險」的困境。台灣若要把生醫做成下一個戰略產業，政府不可能永遠只站在場邊喊加油。
問題在於：當政府從政策制定者走進市場，拿出來的不只是錢，它還帶著國家信用一起進場。
兆基事件正是一記警鐘。事件發生後，有陳情人公開表示，之所以信任相關企業，與其曾獲國發基金投資、參與政府政策及相關公開肯定有關。這並不代表政府投資就等於替企業背書，更不能因此倒果為因；但它揭露了一個PPP最容易被忽略的風險：政府以為自己投入的是資金與政策，民眾收到的訊號，卻可能是「政府認證」，這是公信力外溢。
而這個問題置於生醫產業，尤其值得警惕。生醫不同於一般產業。衛福部體系掌握藥品、醫材、臨床試驗、醫療政策與健保等重要制度環節。當政府資金進一步與產業扶植、法規輔導及市場准入產生連結，「衛福部投資的公司」會不會 被市場解讀成「衛福部看好的公司」？政府投資是否可能被資本市場轉化為估值溢價？這些疑慮都不應等到事情發生後才討論。
因此，問題不是政府應不應該投資，而是政府投資之後，該如何管理自己的信用；這也是PPP進入下一階段必須補上的治理課。
過去，談公私協力，常談政府出多少錢、民間投入多少資本、風險如何分攤；但真正沒有被列進資產負債表的是政府提供的「信任資本」。一家公司得到政府投資、參與政策計畫，甚至與主管機關共同出現在公開場合，其所取得的可能不只是資金，而是一種無形的公共信用。
這份信用不能免費使用，更不能無限使用。因此，國會監督也必須升級。未來，質詢台上，不能只問「投了多少錢」、「賺了多少錢」、「有沒有違法」，更要追問：政府如何選擇企業？投資與監理之間如何建立防火牆？企業能否以政府投資作為行銷或募資背書？一旦企業經營出現重大異常，政府何時啟動預警、揭露甚至切割機制？
尤其當同一主管體系既扶植產業，又負有監理責任，更應在事件發生前，畫定界限。
我們不應因為兆基事件，就讓政府退回與民間合作的方向；也不能因為害怕失敗，就要求國發基金只投穩賺不賠的企業。創新本來就有風險，政府承擔合理的產業風險，甚至可能是厚植國家競爭力的一道環節。
但有一種風險不能豪賭，那就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台灣正在進入國家資本積極介入市場的年代。從國發基金、PPP到生醫投資，政府手上的籌碼愈來愈多，國會監督的能力也必須同步升級。
因為，政府最昂貴的一筆投資，從來不是金額數字，而是人民的信任。
產業政策視角
從550億走向下一期 政策金融不能只有油門
記者／蔡美傳 攝影／沈清影
當美國把半導體關稅與在美生產愈綁愈緊，台灣企業赴美投資的問題，已不再只是「要不要去」，而是「去多少、誰來付錢、風險誰承擔」。在企業承諾投資之外，台灣其實早已準備一套最高可撬動550億美元的政策金融槓桿；下一步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筆龐大資金將流向何處。
美國近來持續釋出訊號，半導體企業若在美國生產，可望取得較優惠的關稅待遇，反之則可能面臨更高的制度成本。隨著市場准入逐漸與投資、生產地點掛鉤，赴美設廠已從企業的全球布局，轉變為供應鏈競爭的重要條件。
市場最近熱議台灣企業是否再加碼投資美國。經濟部則已澄清，美方官員提及的200億至300億美元，與日前盤點公布的新增赴美投資屬同一波企業規畫，並非額外再增加一筆新承諾。
但比投資數字更值得觀察的，是台灣背後已經形成的金融支援體系。
國發會7月底啟動「企業投資美國融資保證機制」，首期由國發基金出資8億美元，15家公、民營銀行共同出資5.75億美元，合計13.75億美元保證專款，並由中國輸出入銀行國家融資保證中心辦理融保業務，預計最高可促成550億美元企業融資。
15家銀行的組成尤其值得注意。其中8家為公股銀行，包括臺銀、土銀、合庫、一銀、華南、彰銀、兆豐及臺企銀；另7家則是北富銀、國泰世華、元大、永豐、玉山、台新及中信。
這張名單意味著，企業赴美布局已不只是個別公司的資本決策，而是形成由政策資本、國家信用與大型金融機構共同支撐的資金網路。
若美國下一階段持續以關稅優惠換取更多本土投資，這套原本被視為「備用工具」的融保機制，未來可能逐漸轉為實際大量動用的政策金融。屆時，真正應該被監督的，就不只是企業宣布多少投資，而是550億美元額度究竟核准多少、撥貸多少、流向哪些產業，以及政府承擔多少保證風險。
這也是公共資本進場後必須回答的治理問題。
支持企業全球布局未必等於產業外移；若企業藉此取得市場、擴大獲利，並把研發、人才與核心技術留在台灣，政策就可能創造新的競爭力。但若產能與供應鏈大量移轉，而公共信用又負責降低外移成本，政府就必須提出另一張更重要的成績單。
未來國會與社會不應只問「台灣又投資美國多少錢」，更應追問：誰借了這550億美元、它的用途？以及台灣因此換回多少技術、人才與產業控制能力。
當關稅開始替投資定價，真正需要守住的，已不只是企業的市場，而是公共資本投入之後，台灣是否仍握有自己的戰略籌碼。
國發百億基金一檔接一檔 誰來管好每一塊錢的績效？
記者／陳淑麗 圖／陳淑麗 構圖 ChatGPT生成
國家資本快速擴張，真正的考驗正從「敢不敢投」轉向「會不會投」。115年度國發基金「各項投資」編列135億元，但前一年度截至8月底整體投資執行未及三成，直接投資企業執行率更僅11.63%。當AI、淨零、機器人、生醫等政策投資接連上路，國發基金面對的問題已不只是籌措資金，而是投資、監督與退場機制能否跟上國家資本擴張的速度。
政府正在把國發基金推向產業政策第一線。
115年度國發基金「各項投資」編列135億元，較114年度增加7億元，涵蓋直接投資、創投及AI、淨零等政策性投資。國發會今年8月又通過「投資臺灣生醫產業實施方案」，10年匡列100億元，使主題式百億投資再添新軍。
然而，錢準備好了，投資速度卻未必跟得上。
立法院預算評估指出，114年度截至8月底，整體投資執行數僅占全年預算28.2%；其中占比最高的「直接投資各類企業」，執行率更只有11.63%。這使問題從「政府願不願意投」轉變成「政府有沒有能力把錢投好」。
預算評估資料指出，部分被投資事業存在虧損、投資後監督及退場機制等問題，並要求強化公司治理、績效追蹤與責任機制。換言之，從投資前評估、投資後管理到最終退場，國家資本需要的已是一套完整治理鏈，而非只有一筆預算。
但國發基金也不能只用虧損家數衡量成敗。
政策投資原本就肩負民間資本不願或不敢承擔的早期風險。國發會統計，主題式百億投資方案迄今已投資超過600家企業、逾200億元，帶動民間投資超過830億元，並有逾140家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這也讓國發基金的績效問題更加複雜：政策投資可以承擔風險，但風險是否值得承擔，卻難有衡量標準。
尤其國發基金目前已橫跨中小企業、文創、策略性製造與服務、AI、綠色成長、智慧機器人及生醫等領域，政府希望透過政策資金帶動民間資本。 當一檔又一檔百億方案推出，國會監督也不能再停留於「編了多少、花了多少」，而應進一步追問：帶動多少民間資金？創造多少產業價值？虧損是否符合政策風險？何時該加碼，又何時應該退場？
國發基金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再證明政府有錢投資，而是建立一套足以回答這些問題的國家投資治理制度。
當政府愈來愈像一名「國家級投資人」，每一筆公共資本背後，也就愈需要一套與規模相匹配的績效責任。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從沙崙出發 台灣啟動大南方AI新引擎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讓觀點成為理解世界的座標
《雲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