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歷互通只是開始 台灣正打造醫療主權AI戰略資產
文／金麗萍
當全球將目光聚焦在輝達（NVIDIA）最新AI晶片、超級電腦與大型語言模型之際，一項攸關台灣未來十年競爭力的國家工程，一場橫跨衛福部、國科會、數發部、醫學中心與產業界的健康資料治理革命，正積極展開，
從病歷互通、FHIR Box、TWCDI、LOINC到SNOMED CT，這些看似艱澀的專有名詞背後，其實指向同一件事情：台灣正在打造主權AI時代最珍貴的戰略資產——國家級健康資料架構（National Health Data Infrastructure）。
如果說，過去四十年，半導體是台灣經濟奇蹟；那麼，未來十年，健康資料治理極可能成為台灣在AI時代的新護國工程。
AI競爭本質 從晶片競爭走向資料競爭
過去，談到AI競爭，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算力，因此各國競相投資資料中心、超級電腦與高階GPU；然而，隨著全球生成式AI快速普及，國際科技界逐漸形成共識：真正決定AI能力上限的，不只是晶片，而是資料。
黃仁勳多次指出，未來每個國家都將發展自己的主權AI（Sovereign AI）；AMD董事長暨執行長蘇姿丰也認為，AI最重要的落地場域之一將是醫療。
原因很簡單。醫療資料不只是資料量龐大，更具有高度專業性、長期追蹤性與真實世界驗證價值；誰能掌握高品質醫療資料，誰就有機會建立下一代智慧醫療、精準醫療與健康照護的競爭優勢。
而台灣，恰恰擁有世界少數國家難以複製的條件。
全民健保 意外成為台灣主權AI最大優勢
過去三十年，全民健保最大的價值在於保障民眾就醫權利。然而到了AI時代，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健保制度的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它所累積的龐大健康資料資產。
從門診、住院、檢驗、影像、處方到疾病追蹤，台灣擁有全球少數能夠長期、完整且跨院所整合的健康資料體系。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醫療界普遍認為，台灣在智慧醫療發展上具備特殊優勢。
然而，資料存在不等於資料可用。過去數十年間，各醫院建立不同資訊系統，形成大量資料碎片，各自成為孤島。即使擁有資料，彼此卻難以互通，更難以成為AI可以理解與學習的語言。因此，真正困難的已不是蒐集資料，而是建立共同標準。
FHIR Box背後 是一場國家級資料標準革命
近期，國科會委員會議中，衛福部正式提出「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FHIR Box開啟台灣智慧醫療生態系新元年」。
外界看到的是病歷互通。但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台灣正試圖完成一項過去許多國家都未能完成的任務：建立全國一致的健康資料語言。
透過FHIR標準、TWCDI核心資料架構、LOINC檢驗碼、RxNorm藥品標準以及SNOMED CT臨床術語系統，原本散落在各醫院、各系統之間的資訊，開始被翻譯成AI可以理解的共同語言。
這不只是資訊工程，而是一場攸關未來二十年國家競爭力的資料治理工程。因為AI最怕的是資料彼此無法理解。當不同醫院、不同系統、不同世代的醫療資訊都能被統一解讀時，AI才能真正發揮價值。
從病歷互通到醫療大模型 台灣正建立AI訓練場
2025年底，長庚、馬偕與中山三大醫療體系已完成跨院病歷互通。衛福部資訊處處長李建璋強調，未來將逐步推動全台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乃至基層診所全面串聯，它意味著台灣正逐步建構全國級健康資料網路。
當資料標準化、檢驗數據結構化、病歷資訊順利串接後，未來不僅能支援臨床決策輔助系統，更有機會發展屬於台灣自己的醫療大模型。這正是全球主權AI競賽中最關鍵的一環。
因為沒有資料主權，就沒有AI主權；沒有健康資料治理，就沒有智慧醫療產業。
下一座護國神山正在成形
過去四十年，台灣用半導體改變世界；未來十年，台灣或許將用健康資料治理重新定義智慧醫療。
晶片解決的是運算問題，健康資料治理解決的則是AI理解人類健康的問題。當FHIR、LOINC、SNOMED CT與全民健保資料逐步整合，病歷互通從三家醫院擴展到全國醫療體系，台灣正在建造的是一座支撐主權AI、精準醫療與健康產業升級的國家級重大建設。
產業政策視角
從北士科到302億元科技專案 AI正在改寫市長的競爭規則
文／萬以玲 攝影／南宮彥
當輝達（NVIDIA）宣布將台灣總部落腳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北士科）後，這場投資案帶來的意義，早已超越一家公司設立總部。北士科，正為台灣建立新的城市發展標竿（Benchmark）。
這樣的變化正反映在立法院審查115年度經濟部302億元科技專案預算的過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項科技專案提案，除了聚焦AI新十大建設、矽光子、智慧機器人、量子科技、科技法人績效及研發成果商品化等議題外，提案立委也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共同特徵。
包括陳亭妃、賴瑞隆、邱議瑩、蔡易餘及邱志偉等多位立委，均來自南部。其中，陳亭妃、賴瑞隆分是台南、高雄市長候選人；邱議瑩長期深耕高雄，蔡易餘則代表嘉義地區。
這些立委在審查科技專案時，關注的不只是預算執行效率，更將焦點放在AI布局、科技法人研發能量、技術移轉、研發成果商品化，以及產業資源配置等議題。
這也透露出另一項值得觀察的現象：未來地方領導者的競爭，將更著力於爭取科技資源與產業布局。
如果，北士科代表的是AI聚落的新起點，那麼其他城市接下來勢必面臨新的課題。
中央每年投入超過300億元科技專案，其中有多少研發資源落在地方？有多少科技法人投入城市發展？有多少試驗場域與示範基地設置於地方？又有多少技術移轉、新創公司及高薪AI人才，真正留在地方？這些問題，未來都將直接影響城市競爭力。
事實上，近年政府已積極推動南部半導體S廊帶、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嘉義無人機產業聚落及高雄AI與半導體產業布局。這些重大政策背後，都需要中央科技專案持續投入技術研發、驗證平台與產業鏈建構，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系。
因此，302億元科技專案的重要性，已不只是經濟部年度科技預算，而是攸關台灣下一階段產業版圖如何形成的重要資源。
對未來的地方治理而言，新的競爭也正在展開。未來，一位成功的市長，不只是管理一座城市，更必須懂得整合中央科技資源、吸引國際科技企業、串聯科技法人與在地產業，並建立完整的人才、技術與創新生態系。
北士科的出現，已經證明：AI足以重新定義一座城市。而立法院裡這場圍繞302億元科技專案的預算審查，或許也透露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趨勢——AI時代的城市競爭，早已不是從選舉開始，而是從國家科技政策與預算布局開始。
下一個十年，科技專案成果應孵化新創，而不是堆滿檔案櫃
記者／劉偉藍 圖／AI生成
當立法院審查115年度經濟部302億元科技專案預算，多位立委不約而同將焦點放在科技法人績效、技術移轉、研發成果商品化，以及AI新十大建設等議題時，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國家每年投入超過300億元科技專案，最後留下的是一櫃又一櫃的成果報告，還是一家又一家的新創衍生公司？這也是全球AI競賽下，台灣必須慎重思考的課題。
過去二、三十年，科技專案肩負技術研發的重要任務，工研院、資策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紡織所等法人，成功累積許多關鍵技術。然而，當全球競爭已從單一技術突破，轉向完整產業生態系競爭時，科技專案的任務，也應跟著改變。
今天，美國打造的不是一項AI技術，而是由晶片、模型、雲端、資料中心、新創企業及創投共同組成的AI產業生態系；其他主要經濟體也正朝相同方向前進。反觀台灣，科技專案仍多以「計畫完成」、「成果報告」、「技術件數」、「專利數量」作為績效指標。這些指標固然重要，但如果研發成果無法持續商品化、技術無法形成新創公司、專利無法帶動產業升級，再多的成果報告，也難以轉化為國家競爭力。
因此，近來陳亭妃、賴瑞隆、邱議瑩、邱志偉、蔡易餘、楊瓊瓔、鄭正鈐、呂玉玲等多位立委在預算提案中，不約而同要求檢討科技法人績效、提升技術移轉效率、強化研發成果商品化，以及建立更完整的績效追蹤機制，並非只是要求行政機關提高效率，而是在提醒政府：科技專案真正的終點，不應只是結案，而應是產業開始。
如果，過去科技專案追求的是「完成一項研究」，那麼，下一個十年，更重要的目標應該是「完成一個產業」。
一項AI演算法，不應停留在實驗室，而應催生一家AI新創；一項矽光子技術，不應只是完成驗證，而應帶動新的供應鏈；一座研發基地，也不只是建築物落成，而應吸引企業、人才與資金共同投入。
換句話說，科技專案的成功，不再只是完成300項計畫，而是能否孕育300家具有成長潛力的新創企業，形成AI、生醫、智慧製造、能源科技等完整產業聚落。
這也是全球科技政策逐漸出現的新趨勢。國家投入研發經費，不只是支持研究，更是希望透過技術、人才、資本與市場的串聯，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生態系。
因此，科技專案的績效指標，值得重新檢視。除了專利、技術移轉件數之外，未來或許更應關注：催生多少新創公司、吸引多少民間投資、創造多少高薪工作、形成多少新的供應鏈，以及是否真正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科技專案真正的成果，不應收藏在檔案櫃裡，而應出海航向全球市場。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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