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手重返市場 國營事業需要一套新的治理秩序
文／金麗萍
過去數十年，「小政府、大市場」曾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流。然而，從美中科技競爭、能源危機、疫情衝擊，到供應鏈重組，各國逐漸發現，市場並非萬能，國家也不能缺席。今天，無論是美國推動晶片與綠能投資、歐洲強化能源安全，或亞洲積極布局半導體、人工智慧與戰略產業，都顯示「國家之手」正重新深入經濟發展。
台灣也站在同樣的轉折點。
國營事業早已不再只是水、電、油、糖等民生供應者，而逐步承擔能源轉型、產業升級、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與國家戰略等更重要的角色。這股趨勢勢不可擋，社會真正該討論的，就不再是「國營事業要不要存在」，而是「如何讓國營事業治理得更好」。
然而，台灣長期存在一個根本矛盾：我們一方面要求國營事業像民營企業一樣追求效率與獲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它承擔穩定物價、照顧偏鄉、維護國家安全、扶植產業等公共使命。結果，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混雜，政府與企業彼此都有權，卻很少有人真正負起完整責任。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不是更換董事長，也不是喊出企業化口號，而是建立「政策歸政策、經營歸經營」的治理制度。
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公開列明目標、期限、成本與財源。例如，政府要求國營事業配合穩定物價、維持戰略存量或投入新興產業，這些都屬於國家政策，而非單純商業決策。既然如此，其成本就應由政府誠實揭露，接受國會與社會監督，而不是隱藏在企業財報之中，最後再以經營績效不佳作為究責理由。
同樣地，屬於企業可以自主改善的事項，例如採購效率、人力配置、設備利用率、投資報酬、數位轉型、品質管理與風險控制，就應由董事會與經營團隊負起責任，接受專業且透明的績效檢驗。
換言之，國營事業不能因肩負公共使命，就免於效率要求；政府也不能因推動政策，就將成本全部轉嫁給企業。唯有把兩本帳分開，社會才能真正判斷，一家國營事業究竟是在替國家承擔公共責任，還是真的經營失當。
更重要的是，國營事業的績效評估，也必須跳脫「賺錢就是成功、虧錢就是失敗」的單一思維。真正成熟的治理，至少應建立四項指標：公共任務是否達成、經營效率是否提升、治理與風險是否健全，以及創新改革是否持續推進。只有兼顧公共價值與企業治理，才能反映國營事業真正的表現。
另一方面，主管機關的角色也必須重新定位。今天不少部會同時負責政策制定、國營事業管理與市場監督，既當老闆，又當裁判，甚至還介入日常經營，權責界線並不清楚。未來應建立更專業的所有權治理制度，讓政府決定政策方向，董事會負責公司治理，經營團隊專注企業營運，監理機關則依一致標準維護市場秩序，各司其職，互相制衡。
董事會改革同樣刻不容緩。董事的價值，不在於代表哪一方，而在於能否提供專業判斷與長期監督。國營事業肩負的是國家戰略，其董事會更需要能源、財務、法律、科技、風險管理與國際市場等多元專業，而不是流於形式的人事安排。只有真正具備治理能力的董事會，才能讓經營團隊既勇於創新，也勇於承擔責任。
未來，台灣的國營事業勢必承擔更多國家任務。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讓它完全企業化，也不是讓它行政化，而是建立一套現代治理制度，讓政策目標透明、經營責任清楚、董事會專業獨立、績效評估客觀可信。
當國家重新走進市場，國營事業的重要性只會愈來愈高；而國營事業愈重要，治理標準就必須愈嚴格。唯有讓政策有價格、責任有歸屬、績效有標準，國營事業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支柱，而不是公共資源與政治責任之間的模糊地帶。
同一套數字 財長說七成、立委算不到四成
從履約爭議到公共資產閒置 促參制度改革面臨效率與責任雙重考驗
記者／萬文君 攝影／南宮彥
同樣12件調解成功，財政部算出七成，立委王世堅卻算出不到四成。14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現場，這場數字攻防，意外揭開促參制度更深層的問題：政府究竟是在計算行政程序的成功率，還是在衡量公共建設真正解決了多少困境？
王世堅指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原本是希望借重民間資金與經營效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但部分案件因履約爭議提前解約，不僅投資計畫中斷，公共土地與設施也可能長期無法有效利用。
根據質詢簡報，截至今年9月底，觀光遊憩設施類促參案件已簽約153件、金額913億元，其中提前終止契約51件、金額484億元，約占已簽約金額53.01%。這項數據並非政府實際損失金額，卻反映該類促參案件的履約風險值得正視。
王世堅進一步質疑，財政部去年曾表示，可透過履約爭議調解機制處理問題，但截至今年9月，31件申請調解案件中，僅12件成功，整體成功率38.71%。
財政部長莊翠雲則回應，17件已有調解意見的案件中，12件調解成功，成功率約七成，顯示調解制度已有一定成效。
「不要跟我玩數字遊戲！」王世堅當場反駁，認為不能只計算進入實質調解程序的案件，未受理、撤回及尚未解決的案件，同樣應納入整體制度績效檢視。
兩種成功率的差異，反映不同統計基礎。財政部強調調解程序的有效性，王世堅則關注所有申請案件最終獲得解決的比例。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案件從發生爭議到恢復履約，究竟耗費多少時間與成本。
王世堅並追溯去年質詢，指出自己曾建議修正《促參法》，參照政府採購法相關機制，納入更具強制性的仲裁規定，卻因各機關意見分歧未獲採納。他要求財政部
具體說明，究竟哪些機關反對，理由又是什麼。
現行促參制度下，履約爭議調解不成立後，仲裁仍涉及雙方合意問題。王世堅認為，若一方不同意仲裁，爭議可能轉入曠日廢時的訴訟程序，讓公共建設持續停擺。
他以大鵬灣開發案為例，質疑公共資源不能因契約糾紛長期無法發揮效益。政府推動促參，不應只重視簽約招商，更必須建立有效的爭議處理與退場機制。
不過，強制仲裁能否縮短爭議處理時間，仍須兼顧契約自主、程序公平及公共利益，不能僅以行政效率衡量。
這場質詢留下的問題，已超越調解成功率之爭：當民間投資無法繼續，政府除了處理契約爭議，是否還有能力讓停擺的公共建設重新啟動？
促參制度的績效，不應只看招商簽約多少億元，更應看公共資源最終創造多少效益。
公共建設不能一解約就停擺 財政部手中還有多少牌？
從促參退場到資產再生 五家公股金融體系資產管理公司能否成為治理新力量？
記者／王文如 構圖／王文如 繪製／ChatGPT
政府大力招商，引進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卻可能因契約爭議，讓土地、設施與投資陷入停擺。立委王世堅14日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財政部長莊翠雲，揭露促參案件提前解約問題，也凸顯一項制度課題：當民間資本退場，政府除了處理爭議，是否還有能力讓公共資產重新創造價值？
促參不能只管招商，更要有能力處理退場。
依王世堅質詢資料，截至今年9月底，觀光遊憩設施類促參案件已簽約金額913億元，提前終止契約金額484億元，占比53.01%。這並非政府實際損失，卻反映部分促參案件的履約風險。
契約終止之後，問題未必隨之消失。土地可能閒置、設施可能荒廢，原有融資、債權及經營權也可能相互糾纏。即使透過仲裁或訴訟解決法律爭議，公共建設仍未必能立即恢復使用。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掌握促參政策、制度與履約爭議調解，國有財產署負責權責範圍內的國有資產管理與活化，國庫署則涉及公股事業管理。三者職能不同，但面對促參退場後的資產處置，能否形成更有效的協作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財政部所能連結的公股金融體系，並不缺乏資產管理專業。
除了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兆豐、合作金庫、第一及華南金控體系，也分別設有資產管理公司。這些機構原有金融債權、不動產及相關資產管理業務，雖然專長與規模不盡相同，卻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政策資源。
其中，台灣金聯的轉型尤其具有參考價值。
成立於2001年的台灣金聯，原以處理銀行不良債權為主要任務，近年逐步跨入不動產整合、都市更新及開發管理。2025年合併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公司，今年8月首次獲選公辦都更案出資人，投入7.54億元參與台北市文山區開發；10月再與合作金庫銀行合作推動續建資金機制，降低建案因資金斷鏈而停工的風險。
這些案例說明，資產管理專業已能從處理問題債權，延伸到資金協調、開發整合及資產再利用。
問題是，這些既有能力，能否成為促參治理的另一項政策工具？
促參案件涉及中央與地方不同主辦機關，土地也未必屬於國產署管理。台灣金聯及其他資產管理公司，更沒有直接接管促參解約案件的概括權限。
因此，制度改革不應是指定某家公司接手失敗投資，而是由財政部建立跨機關協作機制，從履約異常預警、解約後資產清冊、債權與設施評估，到重新招商或改變利用方式，形成完整處理程序。
必要時，再透過合法、公開透明的委託或合作方式，引進具備專業能力的資產管理機構，協助各主辦機關處理複雜資產。
但公股資源介入必須有清楚界線。不能讓民間投資失敗的風險無條件轉嫁政府，更應建立成本效益評估、利益衝突防範及國會監督機制。
財政部已推動促參全生命週期管理，下一步應檢驗的，是退場與再利用是否真正落實。除了公布招商金額，也應追蹤提前解約原因、資產閒置期間、重新招商 進度及公共服務恢復情形。
促參的績效，不應只在簽約時結算。當公共建設遭遇挫折，政府能否讓資產重新運轉，才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另一場考驗。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政策圖解｜一圖展開政策脈絡
國家資本誰作主？一圖攤開國發基金權力鏈
從行政院政策方向、國發基金管理會配置資金，到一般直接投資、百億主題投資與創業天使投資，國家資本進場並非只有一條路。不同投資模式背後，分布著審議、核定、執行與投後管理等不同權責；立法院與審計部則位於外部監督位置。《雲報》以一張權力地圖攤開國發基金運作脈絡：錢從哪裡來、誰參與決策、誰執行投資，又由誰監督。
從臨床跨向藥材、AI與產業 中醫藥開始打造自己的產業鏈
從藥材落地、AI新藥到國際輸出 研究院成為政策新支點
記者／劉英強 攝影／南宮彥
7日下午，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中醫國家政策推動委員會」在立法院舉行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專家會議。由立委廖偉翔擔任召集人，中研院院士林昭庚擔任主任委員，現場除醫界、學界外，衛福部、健保署、經濟部產發署、貿易署、智慧財產局、外交部、教育部及僑委會等均派員出席。
這場會議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國會」與「行政部門」同時進場。
廖偉翔指出，委員會將匯聚產官學研及醫療力量，建立跨領域、跨部會政策平台，議題涵蓋人才培育、中西醫整合、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法規制度及國際合作。換言之，中醫議題不再只停留在醫療專業，而開始向產業、科技與國際政策延伸。
更具政策訊號的是衛福部長石崇良親自到場。
石崇良指出，國家中醫研究院將由原衛福部三級機關的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希望在人力、研究發展與產業鏈結上取得更大彈性。與此同時，第二期中醫藥發展計畫已獲行政院核定並編列預算，第一期五年12億元，下一個五年則大幅提高至77億元。
真正值得觀察的是，77億元背後已不只是研究經費。
按照石崇良現場說法，新計畫將與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立相互搭配，進一步發展中醫藥園區，串聯研究、臨床服務、保健生活及產業；同時面對台灣中藥高度仰賴進口問題，推動藥材種植、種源保存，並導入AI尋找中藥新藥，最後進一步連結國際市場。
這也使中醫藥政策出現一個過去少見的結構：行政部門提出計畫與資源，行政法人研究院承擔研究及產業鏈結，國會端則形成新的政策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石崇良在宣布77億元計畫時，也直接表示未來需要立委支持；廖偉翔隨後則指出，依其了解，77億元中相當部分涉及研究院硬體，並當場要求衛福部爭取更多經費。
從12億元躍升至77億元，國家中醫研究院又即將啟動，中醫藥已不只是傳統醫療政策，而開始成為結合科研、產業、供應鏈與國際布局的國家級工程。
資源進場之後，下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77億元如何配置？研究院與政策平台如何分工？而國會在爭取資源之外，又如何監督成果？
石崇良指出，國家中醫研究院將由原衛福部三級機關的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希望在人力、研究發展與產業鏈結上取得更大彈性。
當中醫藥成為國家工程 誰來驗收五年後的成績？
公共資源大幅擴張 國會監督從「花多少」轉向「改變多少」
記者／陳秀芝 構圖／陳秀芝 繪製／ChatGPT
中醫藥下一個五年，錢明顯變多了；但真正需要同步放大的，可能是衡量政策成效的那把尺。
衛福部長石崇良7日在立法院厚生會中醫國家政策推動委員會成立大會指出，第一期中醫藥發展五年計畫經費為12億元，第二期已獲行政院核定並編列預算，五年將提高至77億元，增幅超過5倍。
這77億元承擔的任務也比過去更廣。按照石崇良現場勾勒的政策方向，除了配合國家中醫研究院成立，還包括中醫藥園區、研究與臨床服務、產業發展、中藥種植與種源保存、AI導入新藥研發，以及進一步連結國際市場。
當政策規模從12億元跨到77億元，國會監督方式也面臨轉變。過去政府計畫常以預算執行率、研究案數、論文篇數、研討會場次或培訓人次呈現成果；這些數字可以說明「政府做了多少事」，卻未必回答「政策改變了什麼」。
新的五年計畫若要與增加的公共投入相匹配，績效指標就不能停留在活動與件數，而應進一步建立從投入、產出到成果與影響的追蹤機制。
例如科研端，除了研究計畫及論文數，可以追蹤多少成果進入臨床驗證、多少完成技術移轉；產業端可觀察政府投入帶動多少民間研發與投資、多少成果真正商品化；AI新藥則可從「做了多少研究」進一步追蹤候選藥物是否走向前臨床、臨床或技轉。
中藥供應韌性更適合建立長期指標。石崇良直言，台灣不少中藥材仰賴進口，因此未來要推動種植落地、種源保存及相關研究。若政策目標是提高自主能力，國會未來就可以持續追問：關鍵藥材國內供應比率提高多少？進口來源集中風險降低多少？種源保存又達到什麼程度？
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是硬體。
廖偉翔在會中表示，依其了解，77億元中有不少經費涉及研究院硬體設備，並希望衛福部進一步爭取資源。由於這項說法仍有待第二期計畫及預算內容進一步確認，卻也點出公共建設最需要面對的一道題目：建設完成不是績效終點，使用率與產出才是。
因此，未來若成立園區、購置設備，除了工程進度與預算執行率，更應公布設備利用率、跨機構使用情形、研究產出，以及帶動多少民間合作。
而77億元五年計畫與國家中醫研究院，也應分開建立績效責任。前者衡量的是整體中醫藥政策，包括衛福部與相關部會的政策成果；後者則應檢驗行政法人的研究、臨床、人才與產業鏈結績效。兩者如果混為一談，資源增加之後，反而可能模糊責任歸屬。
從12億元到77億元，代表國家願意把更多公共資源投入中醫藥。下一步的關鍵，不只是立法院願不願意同意給錢，而是錢給出去以前，有沒有先把五年後驗收成果的尺訂清楚。
這或許才是「中醫國家隊」真正走向國家工程之前，國會最重要的一道功課。
衛福部長石崇良7日在立法院厚生會中醫國家政策推動委員會成立大會指出，第一期中醫藥發展五年計畫經費為12億元，第二期已獲行政院核定並編列預算，五年將提高至77億元，增幅超過5倍。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從沙崙出發 台灣啟動大南方AI新引擎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讓觀點成為理解世界的座標
《雲報》主筆室
記住49,712點 台股10月5日寫下歷史新座標
252天，台股從3萬點奔向5萬點
1月26日，立法院財委會還在以雞排、珍奶與金元寶慶祝台股站上3萬點；10月5日，加權指數收在49,712.04點，再寫歷史新高。252天之間，台股向上推進近2萬點，5萬點已近在眼前。
今天指數大漲1,236點，但上市股票下跌家數其實多於上漲家數。 換言之，這是一個值得記錄的歷史高點，同時也是一個值得追問的歷史高點。
全球AI發展從晶片走向病床 台灣醫療登上浪頭
過去全球科技公司來台灣找晶片；現在，它們開始走進醫院找下一個AI應用
記者／陳秀芝 攝影／沈清影
今年5月底，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再度來台，鎂光燈追著新晶片與AI基礎建設；隨即，6月1日，NVIDIA震撼宣布AI落地大計，將攜手鴻海與台灣主要醫學中心發展醫療AI；將代理式AI、醫療機器人帶進臨床。7月，台灣微軟與新光醫院深化智慧醫院合作，共同推進智慧醫療2.0。到了8月18日衛福部長石崇良在台北宣布成立「國家數位健康互通性與效能認證實驗室」。
短短三個月，科技大廠、醫院與政府併肩走在跨域整合的路上。當全球AI競賽從GPU與算力一路往應用端推進，台灣醫療院所已是全球AI落地的第一線。
NVIDIA醫療保健副總裁Kimberly Powell直言，代理式AI與物理AI將驅動下一個醫療保健世代，她並提及，日後數位與物理AI代理將與臨床人員進行協作；NVIDIA更將與台灣的合作，推升為全球醫療體系的重要典範。
另一AI大廠AMD董事長蘇姿丰同樣看好AI醫療應用。而目前，論及臨床AI，全球醫療正面對的共同難題：醫療每天產生海量資料，但重要資訊散落在電子病歷與不同系統裡，AI要做的正是讓醫師更快找到、理解並使用這些資料。
微軟，則已大步跨入台灣醫院。7月，新光醫院與台灣微軟深化智慧醫院合作，行政副院長洪子仁說：「數位轉型不應只發生在診間，而是要深入醫院每一個角落。」新光今年初已導入Microsoft Fabric，整合臨床、檢驗與研究資料。
8月18日，跨域整合的場景，來到衛福部。
「我還以為Apple又有什麼新產品要發表。」部長石崇良看著滿場人潮先開了個玩笑。
台下坐著廣達、緯創、資訊業者，也坐著臺大、高醫、慈濟、長庚、北醫等醫療體系。科技業、醫院與政府，在同一個會場。
石崇良接著丟出三個字——「車同軌」。
台灣不是沒有醫療AI，而是各醫院長年各有資訊系統，如同列車都有了，軌距卻不同。衛福部現在從資料標準、FHIR到認證實驗室，一段段把軌道接起來。
這正是AI巨頭頻頻走進台灣醫療場域的關鍵原因。
過去全球科技公司來台灣找晶片；現在，它們開始走進醫院找下一個AI應用。
但有新的命題出現：當全球AI巨頭帶著模型與算力進場，台灣究竟只是最好的驗證場，還是能把自己的醫療資料、臨床能力與產業實力，轉化為總統賴清德口中的「另一座護國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