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資本 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文／金麗萍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產業政策視角
面對創新死亡之谷 國家資本走進深水區 台灣重畫政府與市場邊界
記者／錢曉雯 攝影／沈清影
「Rocket都還沒有蓋，沒有人要坐。」
BTC會場上，一個火箭比喻，把台灣生技產業最難解的資金困境說得格外直白。與會委員指出，生技就像火箭產業，在技術尚未被證明、商業價值尚未浮現之前，民間投資人很難願意率先下注；但等到成功紀錄出現，資金自然蜂擁而至。因此真正困難的，不是成功之後誰願意投資，而是還沒有人看見成功以前，誰願意承擔第一次失敗的風險。
這個問題，在新藥產業尤其尖銳。
林口長庚醫院代表指出，新藥研發時間漫長，若國發基金等政策資金受限於一般基金退場期限，很可能還沒等到真正成果就必須退出；因此除了鼓勵創投投入轉譯研究，也應思考延長投資期限，並設計更有力的配套，讓民間資金願意投入尚未成熟的早期研發。
台杉投資生技基金合夥人沈志隆則從創投角度指出，台灣其實不缺創新研究，問題在於從研究走向產品的「轉譯」耗時過久，有些計畫甚至做到專利都快過期。生技本來已是高風險產業，如果行政程序、法規與臨床執行再增加不確定性，好的研究也可能在走向市場之前耗掉競爭力。
因此，BTC談的已不只是「政府要不要補助生技」，而是一套更積極的國家資本策略。
國發基金執行秘書汪庭安在現場坦言，政府資金與一般投資人的性格並不完全相同。民間基金必須面對投資報酬與退場壓力，政府則可以扮演「耐心資本」。目前國發基金甚至透過天使投資機制，讓符合條件的早期投資人在一定期限內，以特定條件買回國發基金持股，希望藉由政策設計提高民間資金投入早期新創的誘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承擔風險的程度正在提高。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署長邱求慧指出，國發基金提供產發署200億元進行策略性製造業與策略性服務業投資，過去採政府與民間「一比一」共同出資；近期針對早期新創已修改機制，改為政府出三、民間出一，目的就是降低民間資金投入早期企業的成本與風險，「用政府多承擔一點風險」協助新創成長。
這個改變的政策意義，遠比三比一的數字本身更大。
它代表政府已不只是提供研發補助、租稅優惠或建立法規環境，而是開始用公共資本替市場承擔市場不願承擔的風險。對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驗證成果的生技產業而言，這樣的國家力量可能正是跨越「死亡之谷」不可或缺的一隻手。
而且，政府介入愈深，能夠撬動的民間資本也可能愈大。政府若願意先承擔高風險階段，成功案例形成之後，國際藥廠、創投與其他民間資金才更可能接手後續開發。
然而，也正因如此，另一個問題開始變得不能迴避。
當政府從「補助者」變成「投資者」，甚至願意比民間承擔更多風險，公共資本的權力也同步放大。哪些企業值得政府出三？誰決定哪一項技術值得等待十年？投資失敗究竟是創新必須付出的成本，還是決策出了問題？成功可以等待，績效如何衡量？失敗可以容忍，責任又如何界定？
國家願意替產業承擔第一桶金的風險，是產業政策的重大轉型；但當國家的手伸得更深，治理制度更顯關鍵。
BTC把「國家如何勇敢投資」推到了政策前台。接下來真正困難的問題將是：當政府願意出三，誰來確保這三份公共資本，被投得專業、透明，而且經得起人民檢驗？
這才是國家資本大舉走進產業之後，台灣必須同步回答的下一道題。
兆基事件警世錄 公私協力的另一張資產負債表 國家信用成本賠不得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政府與民間合作，可以借重企業效率、擴大公共服務，但政府帶進合作關係的最大資產，可能不是補助，而是人民對國家的信任。兆基集團前董事長涉非法吸金，引爆社宅包租代管風波，8月26日立法院一場協調會沒有改變司法歸司法、投資歸投資的界線，卻提出另一個更難的治理問題：當民間企業長期執行國家政策，政府公信力是否也可能被企業「借用」？
8月26日，立委陳昭姿、劉書彬、王安祥、邱慧洳等人在立法院召開協調會，兆基案受害者、國發基金、內政部相關單位、國家住都中心等到場。這原本可以只是一場追究非法吸金與投資損失的陳情會，現場卻浮現出一個公共治理更值得注意的問題：一些民眾為什麼會把「政府合作業者」，理解成「政府認可的企業」？
兆基相關企業長期參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政策。依陳情資料，前董事長李建成另透過相關公司發行私募公司債，部分投資人因接觸社宅業務而認識企業，業者並以包租代管國家政策、公司發展前景等作為募資訴求。受害者投資金額從數十萬元到上千萬元不等，自救會代表逾400個受害家庭出席協調會。
這裡必須劃出第一條界線：政府承辦契約，不等於政府替企業所有商業活動背書；政府投資，也不代表私人投資沒有風險。
但協調會真正值得追究的，也正在這條界線。
國發基金管理會表示，當初投資案經會計師查核，官方持股僅約2%，涉案前董事長的行為屬財報外個人違法行為，將配合檢調調查。陳昭姿則追問，民眾正因政府投資及政策合作關係產生信任，政府的投資審查與投後管理是否因此還有重新檢視的空間？
這使兆基事件超出了單一企業治理的範圍。
PPP公私協力的基本精神，本來就是政府不必包辦所有公共服務，而透過民間的資本、效率與專業共同執行政策。然而，當企業身上同時出現政府標案、政策合作、官方投資甚至公開表揚等訊號時，這些原本彼此獨立的制度關係，在一般民眾眼中可能被組合成一個更簡單的判斷：這是一家政府信任的公司。
問題是，政府制度上從未承諾這等於信用保證。
這正是公私協力最容易被忽略的「信任落差」：法律責任有清楚邊界，民眾感受到的政府信用卻未必按照同一條線停止。
兆基事件發生後，影響也從投資人延伸到公共服務。住都中心董事長花敬群在協調會表示，寄居蟹公司旗下6,688個服務案件中，約八成房東已同意轉由其他合格業者承接，其餘持續處理，目標在兩至三週內完成大部分轉銜。
因此，這場協調會最後沒有只停在究責。會議要求國土署與住都中心建立包租代管業者的資金監理與重大異常通報機制，檢討如何避免業者利用政府標案、獎項或官方合作名義進行不當募資；並要求經濟部兩週內提出國發基金策略性投資審查及「投後管理機制」檢討報告。
這才可能是兆基案留給制度最重要的一課。
公私協力不可能因為一次事件就退回「政府全部自己做」；相反地，面對長照、社宅、生醫、能源乃至下一代產業政策，政府與民間合作只會愈來愈深。
但合作愈深，政府愈需要管理一項財報上看不見的公共資產——國家的信用。
企業可以倒閉、投資可以失敗，政策也可以修正；但如果人民開始無法分辨「政府合作」與「政府保證」，甚至因此不再相信下一個公共政策，真正被消耗掉的，就不只是一家公司的資本，而是下一次公私合作能否成立的社會基礎。
PPP最昂貴的資本，或許從來不是政府出了多少錢，而是人民願意相信多少。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從沙崙出發 台灣啟動大南方AI新引擎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讓觀點成為理解世界的座標
《雲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