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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陳秀芝 現場協同採訪/朱書廷 攝影/朱書廷
「我還以為Apple又有什麼新產品要發表。」衛福部長石崇良18日走進「建立國家級數位醫療的基石」會場,拿現場盛況開起玩笑。但玩笑後,拋出國家企圖:當醫療資料逐步車同軌,智慧醫療可能成為下一座護國神山。
一家企業看財報,一個國家看預算。
總預算不只是政府支出計畫,更是國家發展藍圖。
當台灣面臨高齡化、AI革命、能源轉型、醫療改革與全球產業重組,有限的資源該投入何處?哪些支出只是維持現狀?哪些投資正在創造下一個十年的競爭力?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撰稿/陳秀芝 現場協同採訪/朱書廷 攝影/朱書廷
衛福部18日成立「國家數位健康互通性與效能認證實驗室」。從現場陣容就可以看出,這不只是一場政府資訊系統的技術會議。
當舞台上的啟動球亮起,台灣數位醫療也跨過另一道門檻。除了衛福部長石崇良、衛福部資訊處、健保署等政府單位,現場還集結醫療院所、醫事團體、資訊服務業及科技產業,包括廣達電腦、緯創科技、大同醫護、邦鼎資訊、奇美醫院、臺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花蓮慈濟醫院、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以及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醫檢與護理相關團體等。從醫院到ICT產業同時進場,也透露政府推動的已不只是資料交換,而是一套醫療AI生態系。
石崇良指出,醫院近年大量導入AI,從人力排班、教學訓練、工作流程改善,一路走到診斷與治療決策;但好的AI能不能從一家醫院走到另一家醫院,關鍵最後仍回到最基本的「資料」。
資料品質、資訊安全、互換性、互操作性與系統整合如果沒有解決,再好的AI也很難大規模落地。
這正是台灣醫療AI長期面對的一道高牆。
各醫院資訊系統長期各自發展,資料如同一座座「資訊孤島」。衛福部近兩三年因此從資料標準化著手,逐步導入影像、檢驗、藥品與醫學術語等國際標準,再建構Data Space、Rule Space、App Space,並與工研院合作發展FHIR Box,讓醫院不必更換原有HIS,就能將資料轉換成可以互通、電腦可讀的格式。
石崇良用了一個很有畫面的詞——「車同軌」。如果把醫療AI比喻成高速列車,過去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車,而是每家醫院的軌距不同。現在政府要做的,就是先把軌道接起來。
而18日成立的認證實驗室,則是在軌道逐漸統一之後,再替跑在上面的軟體、硬體與整體系統建立共同規則。從電子病歷、資訊系統到應用軟體,透過一致、公平、透明的測試與認證,讓醫院敢用、民眾敢信,也讓產業產品有機會從一家醫院走向更多醫院。主辦單位更直指,目標就是「打破資訊孤島」。
但今天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企圖已經從「醫療資訊互通」往產業競爭跨了一步。
石崇良甚至把這套醫療資料基礎建設形容為「護國神山的再現」。他期待台灣既有智慧醫療成果未來不只在國內擴散,更能走向其他國家,讓世界看到台灣「不只是只有CHIP、不只是只有半導體」,還有智慧醫療。
這也讓《雲報》一路追蹤的健保資料議題,進入下一個階段。
過去爭的是隱私權、退出權,以及全民資料能不能被使用;現在當資料標準化、互通、認證與AI應用的軌道一段段接起來,更大的問題已經浮現:
台灣能不能把全民累積數十年的醫療資料優勢,真正轉化成自己的AI能力、產業競爭力,甚至AI主權?
啟動球今天已經亮了。下一步要看的是這條「車同軌」的醫療AI軌道,最後能不能真的通往世界。

記者/朱文豪 圖/朱文豪 構圖 ChatGPT生成
健保資料的戰場,正在改變。《雲報》一路追蹤健保資料利用爭議。從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到國會針對健保資料「退出權」激烈攻防,過去爭議的核心一直圍繞著人民的資訊隱私權:政府能不能使用?民眾能不能拒絕?退出機制究竟應由政府主動告知,還是要求民眾自行申請?
這些問題仍然重要,但AI正在把戰線再往前推。過去,健保資料首先被視為必須嚴格保護的個人資料;今天,它同時成為訓練醫療AI、發展精準醫療、新藥研發與臨床決策的重要資源。
在此之前,《雲報》也曾提出,公共數據與人體生物資料庫(Biobank)已不只是研究資源。當政府掌握大規模健保去識別化數據及基因體資料,生醫與AI創新能否進入臨床、進行模型訓練,資料取得制度本身,就可能成為產業發展的一道門檻。
因此,健保資料的問題已經從「我的資料誰可以用」,進一步走到「全民的資料創造出來的價值屬於誰」。
假設一家企業未來利用台灣長期累積的醫療資料,訓練出可以預測疾病、協助診斷甚至進行精準治療的AI模型,並將產品銷往全球,資料來自全民,最後形成的模型、智慧財產權及商業利益,是否可以完全歸屬企業?
如果使用者是一家跨國科技或生醫公司,問題更加尖銳。即使原始資料沒有離開台灣,只要外國模型進入台灣完成訓練,最後專利、模型與全球市場仍由外國企業掌握,台灣究竟是守住了「資料主權」,還是只成為全球AI產業最珍貴的資料供應者?
反過來說,如果因為隱私權疑慮而把資料完全封鎖,也可能讓台灣失去發展醫療AI極難複製的優勢。
因此,下一階段真正需要回答的,已不是單純的「開放或不開放」,而是建立一套AI時代的新規則:資料開放給誰?在哪裡運算?誰可以訓練模型?智慧財產權如何分配?商業利益又如何回饋全民?
衛福部今日成立國家級數位健康互通性與效能認證實驗室,代表台灣醫療數位基礎建設再跨出一步。但當資料開始互通,制度也必須同步回答另一個問題——價值將流向哪裡?
晶片決定AI跑得多快,算力決定AI能做多大;資料,決定AI發展命脈。
台灣手上已經握有一座世界少見、累積數十年的健康資料礦山。從隱私權走到AI主權,現在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資料的防火牆,更是如何讓全民資料所創造的AI價值,最後仍然留下一部分在台灣、回到全民。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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