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 最貴的投資
文／金麗萍
政府投入一百億元，可以編列；投資失利，可以認列；但有一種資本一旦虧損，恐怕不是再編一筆預算就能補回來，那就是政府的公信力。
國發基金匡列百億元推動生醫產業投資，並由衛福部扮演重要執行角色。這項政策值得肯定之處，是政府終於願意面對生醫產業研發期長、風險高、民間資本不願承擔「第一哩風險」的困境。台灣若要把生醫做成下一個戰略產業，政府不可能永遠只站在場邊喊加油。
問題在於：當政府從政策制定者走進市場，拿出來的不只是錢，它還帶著國家信用一起進場。
兆基事件正是一記警鐘。事件發生後，有陳情人公開表示，之所以信任相關企業，與其曾獲國發基金投資、參與政府政策及相關公開肯定有關。這並不代表政府投資就等於替企業背書，更不能因此倒果為因；但它揭露了一個PPP最容易被忽略的風險：政府以為自己投入的是資金與政策，民眾收到的訊號，卻可能是「政府認證」，這是公信力外溢。
而這個問題置於生醫產業，尤其值得警惕。生醫不同於一般產業。衛福部體系掌握藥品、醫材、臨床試驗、醫療政策與健保等重要制度環節。當政府資金進一步與產業扶植、法規輔導及市場准入產生連結，「衛福部投資的公司」會不會 被市場解讀成「衛福部看好的公司」？政府投資是否可能被資本市場轉化為估值溢價？這些疑慮都不應等到事情發生後才討論。
因此，問題不是政府應不應該投資，而是政府投資之後，該如何管理自己的信用；這也是PPP進入下一階段必須補上的治理課。
過去，談公私協力，常談政府出多少錢、民間投入多少資本、風險如何分攤；但真正沒有被列進資產負債表的是政府提供的「信任資本」。一家公司得到政府投資、參與政策計畫，甚至與主管機關共同出現在公開場合，其所取得的可能不只是資金，而是一種無形的公共信用。
這份信用不能免費使用，更不能無限使用。因此，國會監督也必須升級。未來，質詢台上，不能只問「投了多少錢」、「賺了多少錢」、「有沒有違法」，更要追問：政府如何選擇企業？投資與監理之間如何建立防火牆？企業能否以政府投資作為行銷或募資背書？一旦企業經營出現重大異常，政府何時啟動預警、揭露甚至切割機制？
尤其當同一主管體系既扶植產業，又負有監理責任，更應在事件發生前，畫定界限。
我們不應因為兆基事件，就讓政府退回與民間合作的方向；也不能因為害怕失敗，就要求國發基金只投穩賺不賠的企業。創新本來就有風險，政府承擔合理的產業風險，甚至可能是厚植國家競爭力的一道環節。
但有一種風險不能豪賭，那就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台灣正在進入國家資本積極介入市場的年代。從國發基金、PPP到生醫投資，政府手上的籌碼愈來愈多，國會監督的能力也必須同步升級。
因為，政府最昂貴的一筆投資，從來不是金額數字，而是人民的信任。
產業政策視角
從管理保費到投資健康 保險業下一場獲利革命
記者／王文如 攝影／沈清影
台灣不缺資金，真正的問題是：錢要往哪裡去？
當壽險業手握30兆級龐大資金，過去習慣在股票、債券與不動產間尋找收益；如今，高齡化、生醫科技與健康台灣政策同時推進，這筆「長錢」能不能從管理資產，進一步走向管理健康，開始成為金融與健康產業交會的新課題。
生策會會長楊泮池日前提出，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壽險資金可望成為大健康產業的新引擎。政府若能透過法規鬆綁及投資誘因，引導長期資金投入生技醫療、預防醫學、智慧照護及高齡科技，不只可以擴大健康產業規模，也可能降低未來醫療與照護負擔。
這項主張值得注意之處，不只是替壽險業尋找新的投資標的，而是重新思考保險公司的角色。
過去保險的商業邏輯，是收取保費、管理資金，等到疾病或事故發生後進行理賠；未來若把保險商品與穿戴裝置、健康管理App、運動、飲食及智慧照護結合，保險公司便可能從「生病後理賠」，往前走到「協助保戶不要生病」。
這個轉變，已經進入國會視野。
立委顏寬恒質詢金管會時即指出，面對高齡社會，保險業應從被動理賠走向主動服務，甚至透過科技串聯醫療、保險與照護資源；但他同時提醒，醫療與病歷資料跨產業流動，不能犧牲個資與隱私，更不能衍生拒保或加費問題。
另一個問題則是：台灣龐大的長期資金，是否有足夠多元的出口？
立委賴惠員直指，目前台灣大量資金集中股市，應增加更多投資工具，讓資本市場不只是資金充沛，更能把資金導向不同的實體資產與產業。
但「引導資金」不能只有政策鼓勵。
立委劉書彬在追問金融科技創投時，就把另一道問題擺上檯面：政府若主動籌組平台、鼓勵金融業投入新產業，投資審核、風險管理及責任歸屬也必須說清楚，不能鼓勵時政府在場，發生虧損時卻只剩業者自行負責。
這也正是30兆級保險資金下一站最重要的治理考題。
從生技醫療、智慧照護到高齡科技，台灣並不缺值得投入的新產業；真正缺少的，可能是一座讓長期資金安全跨越風險、進入長期產業的橋。
當「健康台灣」需要資本，而保險業需要長期投資出口，兩者其實已經站在同一個路口。下一步，不只是問錢能不能進來，而是政府能不能建立一套讓錢進得去、風險管得住、公共利益也留得下來的制度。
當總統力挺生技 保險長錢能否撐起健康新經濟
記者／帥浩 圖／帥浩 構圖 ChatGPT生成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生策會）會長、前台大校長楊泮池日前提出，應讓龐大的壽險資金從「管理資金」進一步走向「管理健康」。若只從保險業來看，這是一項資金運用建議；但楊泮池本身正站在台灣生醫、醫療與產業政策交會的位置，這番話若放進賴清德政府近年一路推進的「健康台灣」版圖，意義就不只是替生技業找錢。
因為現在談生技，已不只是產業主管機關。
賴清德總統親自擔任「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召集人，生技醫藥被納入「國家希望工程」，政府並已透過國發基金百億智慧醫療創新創業投資計畫，希望帶動更多民間資本進場。從健康政策、智慧醫療、生技產業到國家資本，幾條原本分開的政策線，正在加速匯聚。
因此，當楊泮池此時提出，應讓龐大的壽險資金從「管理資金」進一步走向「管理健康」，就不能只把它理解為生技業希望金融業多拿一些錢出來投資。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台灣30兆 保險資金，會不會成為「健康台灣」下一塊資本拼圖？
這不是不能碰的問題。
保險資金本來就必須追求長期、穩定收益，政府第一道責任仍然是確保保戶權益、清償能力與合理報酬，而不是要求保險公司替政策買單。但在守住這條底線之後，資金可以投什麼、風險權數如何計算、有哪些投資工具、政府是否提供誘因，原本就是金融政策可以討論與設計的範圍。
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讓保險公司有合理收益、保戶權益受到保障，同時讓部分長期資金願意進入智慧醫療、高齡照護、預防醫學乃至具有長期發展潛力的生醫產業。
如果方向正確，未來改變的甚至不只是資金流向，而是保險業的賺錢方式。
過去，保險公司把保費投入股票、債券、不動產，在金融市場取得收益；未來，大健康產業本身可能成為新的長期資產，而保險公司又可以透過健康管理、穿戴裝置、預防醫療降低保戶疾病風險。一端投資健康產業，一端降低理賠風險，「讓人更健康」第一次可能同時成為公共政策目標與保險公司的商業利益。
這才是楊泮池主張真正值得注意之處。
尤其，對一位把「健康台灣」拉到總統府層級、又明確要把生技醫藥推向兆元產業的總統而言，政策工具顯然不會只有政府預算。
國發基金已經進場，下一步是銀行、保險、退休基金，還是新的公私協力投資工具？哪些錢可以進、進多少、政府提供什麼誘因，又由誰承擔風險，都值得被攤在陽光下討論。
因此，30兆保險資金不是一座不能碰的金庫，而是一道必須精密設計的政策閘門。
門開得太大，可能把保戶資金暴露在不必要的產業風險；門關得太緊，台灣最龐大的長期資本，又可能與正在形成的大健康產業擦身而過。
而這正是國會接下來應該問的問題：當國家政策開始引導資本，誰決定方向、誰設定風險、誰確保收益，最後又由誰負責？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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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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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