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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義康 攝影/沈清影
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5日立委林淑芬質詢衛福部長石崇良及食藥署長姜至剛時,針對毒油事件表示:歷經多年修法,為何重大食安風險仍一次次流入市場?她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真正失靈的是制度未真正落實。
一家企業看財報,一個國家看預算。
總預算不只是政府支出計畫,更是國家發展藍圖。
當台灣面臨高齡化、AI革命、能源轉型、醫療改革與全球產業重組,有限的資源該投入何處?哪些支出只是維持現狀?哪些投資正在創造下一個十年的競爭力?
當全球將目光聚焦在輝達(NVIDIA)最新AI晶片、超級電腦與大型語言模型之際,一項攸關台灣未來十年競爭力的國家工程,一場橫跨衛福部、國科會、數發部、醫學中心與產業界的健康資料治理革命,正積極展開,
從病歷互通、FHIR Box、TWCDI、LOINC到SNOMED CT,這些看似艱澀的專有名詞背後,其實指向同一件事情:台灣正在打造主權AI時代最珍貴的戰略資產——國家級健康資料架構(National Health Data Infrastructure)。
如果說,過去四十年,半導體是台灣經濟奇蹟;那麼,未來十年,健康資料治理極可能成為台灣在AI時代的新護國工程。
AI競爭本質 從晶片競爭走向資料競爭
過去,談到AI競爭,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算力,因此各國競相投資資料中心、超級電腦與高階GPU;然而,隨著全球生成式AI快速普及,國際科技界逐漸形成共識:真正決定AI能力上限的,不只是晶片,而是資料。
黃仁勳多次指出,未來每個國家都將發展自己的主權AI(Sovereign AI);AMD董事長暨執行長蘇姿丰也認為,AI最重要的落地場域之一將是醫療。
原因很簡單。醫療資料不只是資料量龐大,更具有高度專業性、長期追蹤性與真實世界驗證價值;誰能掌握高品質醫療資料,誰就有機會建立下一代智慧醫療、精準醫療與健康照護的競爭優勢。
而台灣,恰恰擁有世界少數國家難以複製的條件。
全民健保 意外成為台灣主權AI最大優勢
過去三十年,全民健保最大的價值在於保障民眾就醫權利。然而到了AI時代,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健保制度的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它所累積的龐大健康資料資產。
從門診、住院、檢驗、影像、處方到疾病追蹤,台灣擁有全球少數能夠長期、完整且跨院所整合的健康資料體系。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醫療界普遍認為,台灣在智慧醫療發展上具備特殊優勢。
然而,資料存在不等於資料可用。過去數十年間,各醫院建立不同資訊系統,形成大量資料碎片,各自成為孤島。即使擁有資料,彼此卻難以互通,更難以成為AI可以理解與學習的語言。因此,真正困難的已不是蒐集資料,而是建立共同標準。
FHIR Box背後 是一場國家級資料標準革命
近期,國科會委員會議中,衛福部正式提出「次世代數位醫療平台──FHIR Box開啟台灣智慧醫療生態系新元年」。
外界看到的是病歷互通。但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台灣正試圖完成一項過去許多國家都未能完成的任務:建立全國一致的健康資料語言。
透過FHIR標準、TWCDI核心資料架構、LOINC檢驗碼、RxNorm藥品標準以及SNOMED CT臨床術語系統,原本散落在各醫院、各系統之間的資訊,開始被翻譯成AI可以理解的共同語言。
這不只是資訊工程,而是一場攸關未來二十年國家競爭力的資料治理工程。因為AI最怕的是資料彼此無法理解。當不同醫院、不同系統、不同世代的醫療資訊都能被統一解讀時,AI才能真正發揮價值。
從病歷互通到醫療大模型 台灣正建立AI訓練場
2025年底,長庚、馬偕與中山三大醫療體系已完成跨院病歷互通。衛福部資訊處處長李建璋強調,未來將逐步推動全台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乃至基層診所全面串聯,它意味著台灣正逐步建構全國級健康資料網路。
當資料標準化、檢驗數據結構化、病歷資訊順利串接後,未來不僅能支援臨床決策輔助系統,更有機會發展屬於台灣自己的醫療大模型。這正是全球主權AI競賽中最關鍵的一環。
因為沒有資料主權,就沒有AI主權;沒有健康資料治理,就沒有智慧醫療產業。
下一座護國神山正在成形
過去四十年,台灣用半導體改變世界;未來十年,台灣或許將用健康資料治理重新定義智慧醫療。
晶片解決的是運算問題,健康資料治理解決的則是AI理解人類健康的問題。當FHIR、LOINC、SNOMED CT與全民健保資料逐步整合,病歷互通從三家醫院擴展到全國醫療體系,台灣正在建造的是一座支撐主權AI、精準醫療與健康產業升級的國家級重大建設。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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