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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約翰
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8月14日過關,但對中油、台電、台水與台糖而言,預算通過只是起點。檢視經濟委員會5月兩場質詢,立委已把問題從虧損追到政策成本;現在要問的是: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能否真正分帳?
一家企業看財報,一個國家看預算。
總預算不只是政府支出計畫,更是國家發展藍圖。
當台灣面臨高齡化、AI革命、能源轉型、醫療改革與全球產業重組,有限的資源該投入何處?哪些支出只是維持現狀?哪些投資正在創造下一個十年的競爭力?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記者/蔡義傳 攝影/沈清影
總預算通過,並不代表國會監督告一段落。
相反地,當預算開始執行,真正的考驗才開始:原來承諾的政策有沒有做到?重大投資有沒有產生效益?國營事業的虧損,究竟來自政府交付的政策任務,還是經營團隊本身的管理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在今年5月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四大國營事業預算時,已經被立委提出。
5月20日,經濟委員會審查台電、台糖115年度營業預算,立委洪毓祥直接問台電董事長曾文生:財務數字不好看,「到底是政策不對造成的,還是不會經營造成的?」曾文生回應,台電經營績效當然必須提升,這是董事長責任;但台電同時也肩負電價穩定等政策任務。
洪毓祥因此進一步要求,台電未來應把政策負擔與經營績效分開呈現,否則外界很難判斷董事長曾文生與總經理郭天合的真正經營成績。曾文生則回應,若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台電,也希望立法院能予以支持。
這場質詢的重要性,不在於替台電的虧損找理由,而是開始畫出一條責任線。
同一場會議中,洪毓祥對台糖提出書面質詢,更直接要求台糖將太陽光電、沼氣發電、產業園區、社宅與長照等政策任務的土地租金折讓、補貼、售電收入及維運成本,整理成一張「政策任務損益表」,讓立法院與民眾判斷資產利用是否符合社會最大效益。
再往前看5月11日中油、台水預算審查,同樣可以看到類似問題。
洪毓祥追問中油115年度515.58億元建設改良擴充計畫,其中81.23%需以外借資金支應;中油董事長方振仁坦言,93%的負債比,經營階層也認為風險很高,新興投資若繼續靠舉債,利息負擔勢必增加。
台水則面對另一種政策責任。謝衣鳯追問漏水改善與老舊管線更新,台水董事長李嘉榮說明,除汰換管線,也導入SCADA監測、WADA系統與AI聲測;質詢隨後又延伸到石門至新竹、曾文至南化等備援幹管,焦點已不只是公司營收,而是極端氣候下的民生與產業供水安全。
如今,總預算已經通過,這些質詢的意義也跟著改變。
國會接下來不宜只關心「編了多少」,而應追蹤「做了多少」;不能只看年度盈虧,更要追問政策任務究竟花了多少成本、由誰決定、產生什麼效果。
中油穩定油氣價格、台電承擔能源政策、台水維持偏鄉與產業供水、台糖配合土地與農業政策,四家公司任務不同,但都面對同一個治理難題:政府交辦的政策成本,如果全部混在公司帳上,最後很容易既看不清政策代價,也看不清經營績效。
因此,預算通過之後,洪毓祥提出的「政策任務損益表」反而更值得往前推。
未來國會監督國營事業執行預算時,如果能同步要求中油、台水、台電揭露各自的政策成本,監督就能從「錢有沒有花」進一步走向「責任有沒有算清楚」。
總預算過關,不是監督的句點。對國營事業而言,真正的成績單,現在才開始寫。

記者/帥浩 圖/帥浩 構圖 ChatGPT生成
5月20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台電115年度營業預算,立委邱議瑩把問題直接丟給台電董事長曾文生:「韌性電網這件事情的進度到哪裡?」
曾文生回答,特高壓、高壓與一般電網都在同步進行,重要高壓設備與保護電驛改善已做到一個階段,目前持續新增電網,並利用特別預算加速必要地區地下化。邱議瑩接著要求台電提出完整報告,特別說清楚偏遠地區孤島電網及電桿地下化進度。
同一場預算審查,立委張嘉郡則從另一角度追問。她在書面質詢中把逾千億元輸配電相關預算與長時間停電問題放在一起檢視,要求台電盤點事故原因、提出改善及事前預防機制。
一個問電網「修到哪裡」,一個追「花了錢,供電有沒有變好」,國會對基礎設施的監督已開始從工程預算走向結果導向。
類似問題,也出現在台水。5月11日經濟委員會審查中油、台水115年度預算時,立委呂玉玲注意到,全國平均漏水率11.99%,但部分地區仍接近20%,質疑平均數字可能掩蓋區域管網問題。台水董事長李嘉榮說明,部分地區受丘陵地形、水壓較高影響,較容易漏水,將持續投入改善。
真正值得國會繼續深入了解的是藏在漏水率背後的管線年齡。
楊瓊瓔書面質詢進一步把問題指向降漏工程的龐大資金需求。行政院推動八年807億元降低漏水率計畫,但公務預算投入有限,其餘資金仍須台水自行融資;在水價長期未調整下,等於台水一面更新供水基礎設施,一面承擔財務壓力。
台電修電網,台水換水管,表面上是兩家公司的工程問題,背後其實指向同一道國家治理考題:我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基礎設施有多老?
115年度總預算8月14日通過後,國會下一階段監督不妨從「今年編多少、做多少」,再往前推到「還有多少沒做」。
台電與台水都應建立一張「基礎設施健康表」,公開高風險設備比例、年度更新率、故障率、區域風險與預計完成更新年限。如此全民才知,每年投入的大筆資金,究竟已追上設備老化速度,還是只是延後下一次故障發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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