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掛牌 慎選首任掌舵者
文／丁旗源 《雲報》政經產業研究院主筆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行政法人設置，這是臺灣健保制度發展多年後，一項遲來但必要的改革。
臺灣早在民國97年，就踏出醫療科技評估制度化第一步。當年衛生署設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並成立醫藥科技評估組，也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HTA小組。民國102年，政府更進一步籌備「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之後也曾倡議CDE行政法人化，希望建立一個類似加拿大CADTH、英國NICE及澳洲PBAC的國家級HTA機構。然而，受到行政法人名額等制度因素限制，這一等，就是十五年。
如今，在石崇良部長推動下終於完成立法，確實值得肯定。但要提醒的是：機構成立並不代表制度改革完成，真正的考驗，是成立之後要建立什麼樣的制度。
未來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的評估對象不只是新藥，更包括新醫材、精準醫療等快速發展的醫療科技。面對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癌症標靶藥物及各種高價創新科技，傳統「藥證核准後再談健保」的思維，已經不足以應付未來。其中要特別提醒，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絕對不能只是現有HTA小組的擴編版。
《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中心業務包括「發展與建立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及指引」；第18條則明定設置專任執行長。這兩項規定，其實已經透露出立法者對這個機構的期待：它不只是替健保做評估，而是要建立方法、建立標準、建立人才與建立一套可以長期運作的國家級HTA體系。
臺灣藥事經濟學發展的時間相對較短，加上過去並沒有法規強制性要求，使得藥事經濟評估在部分審議過程中容易淪為「參考附件」，甚至有時只是聊備一格。更現實的問題是，政府與產業長期重視不足，人才培育不易；人才不足，專業評估量能就不足；況且產業對HTA人才的需求不高；需求不高，又會降低人才投入意願，遂形成一個惡性螺旋循環。
因此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真正要做的不僅只是加人，而是要打破這個循環，重新建立臺灣HTA的人才、方法與專業生態系。
關鍵職位的人選決定未來組織走向，所以第一任執行長究竟找誰？這個人選，絕不能只是「找一位醫界有聲望的人來坐鎮」。
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不是醫學會，更不是另一個醫界或藥界利益代表機構。它真正需要的，是懂藥事經濟、醫療科技評估、健康經濟及公共政策的人，尤其必須真正理解藥事經濟方法學，而不是只有「聽過HTA」或曾經參與過幾場審查會議，更要有vision 、有國際視野，知道臺灣HTA應建立什麼制度、如何與健保及醫療生態系銜接，並帶領臺灣迎頭趕上國際水準
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具有足夠的獨立性。因為未來HTA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利益衝突！
目前，部分專家會議成員具有廠商董監事身分，或者經常接受藥商委託研究。當HTA正式升格為國家級、獨立的醫療科技評估中心後，社會對其利益迴避的要求自然應該更高。專業不能只是專業，更必須讓人民相信這個專業沒有被利益牽著走。
因此，衛福部在遴選第一任執行長時，不要把「誰的人脈最好」、「誰在醫界最有名」放在前面，更不要讓這個位置成為傳統的酬庸安排。請把「藥事經濟與HTA專業」、「真正理解藥事經濟方法學」、「行政管理能力」、「國際接軌能力」及「利益衝突迴避」列為最重要的遴選條件。
尤其，這個人必須敢於面對健保署、醫界與產業各方壓力，在證據不足時敢說「再等等」，證據充分時敢說「應該給付」，而不是看誰的聲音比較大或輩分高。因為第一任執行長選的不是一個人的職位，而是決定這個中心未來十年、二十年的DNA。
期待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真正成為健保決策的科學引擎：讓證據取代關說，讓價值取代聲量，讓專業取代人情，也讓每一塊健保錢，都經得起科學與社會的檢驗。
中心可以因為立法而成立，但它的公信力，必須從第一天就開始累積。而第一步，就請從選對第一任執行長開始。
產業政策視角
投資工具愈來愈多 從選案到退場 更需畫清責任座標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如果把國發基金只看成政府的一只「錢袋」，可能已經低估它今天的位置。
從權責地圖往下看，行政院決定政策方向、法規與預算框架，國發基金管理會負責重大基金運用及相關案件審議，國家發展基金再透過一般直接投資、主題式或百億投資、創業天使投資等不同工具，把政策目標一步步轉化為真正進入企業的資本。
這個位置很關鍵。
因為政策寫在紙上，預算編在帳上，最後哪些產業得到國家資本支持、哪些企業進入投資名單、政府願意陪它走多久，到了這裡才真正成為選擇。
115年度國發基金「各項投資」編列135億元，其中直接投資各類企業52.7億元；政府另推出10年100億元「投資臺灣生醫產業實施方案」。從AI、綠色成長、智慧機器人到生醫，一檔又一檔政策投資方案陸續形成。
但更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錢變多，而是投資的方法正在改變。
一般直接投資有案件申請、盡職評估、投資審議及核定程序；主題式投資可能加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託專業投資團隊及民間共同投資人；創業天使投資又有不同的案件審查與執行架構。
換句話說，同樣是「國發基金投資」，背後真正判斷產業、選擇企業、管理資金的人，未必完全相同。
這正是國家資本規模擴大後，治理必須跟著升級的地方。
過去檢視政策基金，很容易停留在「編多少、投多少、賺多少、虧多少」。但當政府開始跨部會、跨產業，甚至結合專業投資團隊與民間資本共同投資，單看預算執行率，已經不足以看清這筆國家資本如何運作。
尤其政策投資本來就不是一般財務投資。
AI、生醫等新興產業研發時間長、失敗率高，公共資本如果只投已經證明會賺錢的企業，也就失去政策投資承擔早期風險的意義。因此，投資失敗不能直接等同政策失敗；相對地，「政策需要」也不能成為所有結果的共同答案。
真正需要回答的是：為什麼投？誰決定投？投下去之後誰負責？什麼時候繼續支持，又在什麼條件下退場？
國發基金的重要性，也就在這裡。
它已不只是政府支持產業的一項財務工具，而逐漸成為國家產業政策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重要接口。當公共資本愈來愈往產業第一線走，國會監督的視線，也必須從「錢去了哪裡」，再往前追到「決定錢往哪裡去的人是誰」。
台股5.34兆美元市值 躋身全球前段班
記者／趙博學 構圖／趙博學 繪製／ChatGPT
台灣股市市值站上5.34兆美元，已躋身全球主要市場前段班。但更值得追問的是：這5.34兆美元，究竟建立在如何的產業基礎上？當半導體撐起台股巨大市值，ETF又把龍頭企業帶進數百萬人的投資帳戶，台股早已不只是證券市場，而逐漸成為牽動產業、家庭財富與政策的重要力量。
5.34兆美元有多大？答案藏在台灣股市本身的結構中。
今年6月底，台灣上市公司合計市值一度達5.22兆美元，在MarketCapWatch統計中短暫躍居全球第四。但這個巨大市場，有一項特徵——高度集中。今年5月，台積電一家就占上市市場總市值43.8%；若再加上台達電、聯發科，前三家公司合計已達52%。
換句話說，台灣股市站上全球前段班，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半導體與AI產業創造的龐大企業價值上。
這也形成台灣資本市場最值得觀察的兩個面向。
首先，是護國神山創造的紅利。AI浪潮推升半導體企業價值，讓一個人口約2300萬的經濟體，擁有足以與大型經濟體並列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則是集中度。當一家公司的市值占比超過四成，單一企業與單一產業的榮枯，對整體市場的影響也隨之放大。7月17日台股重挫6.47%時，台積電單日下跌180元，約貢獻大盤跌點的一半，正是市場集中度最直接的寫照。
然而，另一場變化正在市場之外發生。
截至9月24日，元大台灣50ETF基金資產總淨值約2.48兆元，為台灣規模最大的ETF。證交所資料顯示，其受益人次已逾350萬人；另據市場資料，截至8月底，0050今年以來受益人數增加逾150萬人。
問題也隨之而來。台灣50的產業配置中，9月初半導體比重已達近七成；7月底資料顯示，台積電單一持股占比更達60.59%。
這使「半導體紅利下山」有了更具體的輪廓。
過去談半導體，看到的是出口、產值與GDP；現在透過ETF、基金與退休理財，科技龍頭的市值變化開始更直接走進家庭資產負債表。股市上漲，不只是企業市值增加；市場震盪，也不再只是少數專業投資人的事情。
金管會統計更顯示，今年4月上市股票市值已相當於GDP的390.67%，外資持有上市股票市值比重達49.4%。
因此，5.34兆美元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座不斷成長的資本市場，究竟有多少根支柱？又有多少人的財富，已經站在這些支柱之上？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Taiwan Needs a Global Influx 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從沙崙出發 台灣啟動大南方AI新引擎
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讓觀點成為理解世界的座標
《雲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