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資本 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文／金麗萍
當全球重新走向國家主導，政府已不只是制定遊戲規則的裁判，也逐漸成為重要的投資者、經營者與產業推動者。從能源轉型、半導體布局，到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與供應鏈韌性，國家投入的公共資本愈來愈龐大，也愈來愈深刻地影響市場運作。
在這樣的新時代，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再是「國家該不該介入」，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公共資本，是否真正創造了公共價值？
過去，社會衡量國營事業，往往只看盈虧數字；賺錢就叫成功，虧錢就被認定失敗。然而，這樣的標準既不完整，也不公平。
一家承擔穩定水電價格、維持戰略物資、服務偏鄉離島或投入高風險前瞻科技的國營事業，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以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目標。若只用財務報表評價，容易低估其公共貢獻；但若因此完全不檢驗經營效率，又可能讓公共資本失去紀律。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在公共利益與企業效率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
因此，我們應重新建立評價公共資本的新標準。
第一，公共資本是否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例如能源是否更安全、供應鏈是否更具韌性、偏鄉服務是否改善、產業競爭力是否提升。這些成果，才是公共投資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公共資本是否被有效運用？即使肩負政策任務，也不能忽視採購效率、成本控制、投資績效、數位轉型與風險管理。公共使命不能成為低效率的理由，反而更需要建立透明的治理機制。
第三，公共資本是否真正為下一代累積資產，而不是留下負擔？如果今天的投資只是短期政治操作，卻累積龐大債務、設備老化或潛藏風險，表面上的成功，可能只是把成本留給未來。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本愈龐大，民主監督就愈重要。過去國會審查的重點，多半集中在年度預算；然而，當政府管理的不只是行政支出，而是數兆元的國家資本時，監督的焦點也必須隨之改變。
國會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預算有沒有花完，而是公共投資是否創造公共價值；不只是企業有沒有獲利，而是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不只是誰該為失敗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足以避免下一次失敗。
這也意味著，政府必須建立新的治理架構。所有政策性任務，都應清楚揭露其目的、成本與預期效益；所有經營績效，都應接受專業且客觀的檢驗。政策成本不能藏在企業財報裡，經營失誤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藉口。只有把政策責任與經營責任清楚分開，社會才能公平評價每一分公共資本的價值。
從國營事業、國家發展基金，到未來可能成立的主權基金，台灣管理的公共資本將持續增加。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政府投資得更多，而在於是否建立一套能讓全民信任的治理制度。
因為，公共資本從來不是政府的資本，而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資本；公共價值，也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每一筆投資都必須接受全民檢驗的成果。
未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只要看GDP成長多少，也要看它是否善用每一分公共資本，創造更多公共價值。這或許才是大政府時代最重要的治理課題，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回答的新命題。
產業政策視角
中央給資源 地方拚落地 長照3.0進入治理深水區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約翰
長照3.0今年上路，政府投入的已不是百億，而是千億。行政院公布115年度長照3.0經費達1,153億元，比114年的926億元增加227億元。然而，當預算一路攀升，台灣長照下一階段真正的問題，恐怕已不是「政府願意花多少錢」，而是這些錢到了地方，能不能變成民眾真正用得到的服務。
這也是長照3.0比長照2.0更艱難的一場治理考試。
衛福部資料顯示，115年地方政府申請中央長照補助達637.95億元，比114年的534.55億元增加103.4億元、增幅19.34%。光看數字，中央挹注地方的資源持續增加；但資源增加，不等於服務就會等比例增加。
原因在於長照是一項高度依賴人與在地服務網路的政策。錢可以編進預算，卻不能立即變出照服員；可以補助設置據點，卻不能保證偏鄉一定有機構願意進駐。都會區人口集中、服務機構密集，較容易形成規模；偏鄉則面臨服務半徑大、交通成本高、個案分散等問題。同樣一筆長照資源，在不同地方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服務量能。
人力更是千億預算最難跨越的一道關卡。行政院資料顯示，長照照服人力已由105年至今成長近4倍、達10萬人左右；然而長照3.0進一步強化中重度照顧、醫照整合、積極復能及家庭支持，意味著未來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人，而是更多具有專業能力、願意長期留下來的人。
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也正在改變。受到新版《財政收支劃分法》影響，115年房地合一稅分配地方比率提高，使中央長照基金收入減少近9億元，衛福部因此要求地方依財力分級投入部分自籌款。長照從中央政策，進一步成為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的治理工程。
這也使長照3.0出現一個新的觀察指標：未來不能只比較哪個縣市「爭取多少中央預算」，更要比較誰能把預算轉換成服務。
日照中心蓋了多少，不如問有多少人真正使用；喘息服務編了多少錢，不如問照顧者需要時找不找得到人；醫照整合寫進政策，不如檢驗一名失能長者從醫院回家後，醫療與長照能否真正接得起來。
從中央的1,153億元，到長者家的那一道門，中間隔著地方政府、醫院、照管中心、長照機構與第一線照服員。
長照千億預算如何走進家門 超高齡台灣考驗政策落地
記者／朱文豪 圖／朱文豪 構圖 ChatGPT生成
7日是高齡博覽會展覽首日，世貿展館門口便排起長龍，無數銀髮族在家人陪伴或社區團體帶領下踴躍入場。這場熱潮不僅驗證了老齡化社會對健康照護與輔具科技的剛性需求，更向政壇遞出一份明確訊號：高齡族群擁有極強的出門意願與社群凝聚力。
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65歲以上選民具備三項極為清晰的投票特性：超高投票率、高度在地黏著度，以及對政策福利的極度敏感性。相較於年輕世代的游離與高空議題，高齡選民更看重看得見、用得著的日常改變。從社區關懷據點的共餐、敬老卡點數的發放，到長照資源的普及，任何一項政策的細節調整，都能快速在社區網絡與LINE群組中發酵，轉化為實打實的選票動員力。
1106.9億的政策設計：長照3.0如何精準回應痛點
面對這塊龐大且精明的高齡票倉，中央政府編列高達 1153 億元的長照 3.0 預算，不僅是社會福利的展現，更是考驗政策設計智慧的試金石。要讓千億預算產生真正的政治效益與社會價值，政策設計必須擺脫過往「大撒幣」式的單純補貼，精準切入以下核心。
首先，醫照一體化與在地安老；強化社區基層醫療與長照站（C據點）的深度整合，讓慢性病管理與日間照護在步行距離內完成，減輕長者奔波與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再者，重度失能與喘息服務升級；將資源傾斜至最艱困的重度照顧家庭，提高夜間照護與機構住宿補助，讓「照顧不離職」成為可落行的政策承諾。
接著，就是活躍老化與預防醫學；將資源前置到延緩失能與失智，正如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在大會開幕致詞時所強調的，高齡族群應參與社區活動與再就業，將長者從「被照顧者」翻轉為「社會生產者」，建立尊嚴與成就感。
選舉文化的質變：從口水戰走向政策實質比拚
長久以來，台灣的地方選舉常被撕裂性議題與陣營對立所籠罩。然而，隨著470萬高齡選民成為結構性的多數，選戰軸線正悄然發生「質變」。
當高齡者及其子女開始拿著各縣市的敬老卡權益、假牙補助範疇、以及長照涵蓋率進行橫向對比時，候選人已無法僅靠政治動員或形象包裝獲勝。政策的落地能力、財源籌措的可持續性，以及服務機制的健全度，成為檢驗治理能力的大考題目。高齡博覽會盛況所展現的，正是一股驅動台灣選舉文化走向「政策掛帥」與「務實治理」的深層力量。
主權基金不是理財工具 而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國家選擇
從外匯存底到特別公債 立委王世堅追問的不是資金 而是國家決心 記者／劉振康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當賴清德總統拋出成立主權基金構想後，外界討論焦點大多集中在：錢從哪裡來？是動用外匯存底？發行特別公債？還是運用超徵稅收？
日前，立法院財委會質詢顯示，台灣主權基金面對根本的問題──主權基金究竟要做什麼？從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到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兩人雖然分屬不同政黨，但質詢內容卻意外拼湊出主權基金最核心的政策輪廓。
王世堅追問：到底用什麼錢成立主權基金？
王世堅質詢時指出，賴清德總統去年就職周年演說，以及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年520記者會，都再次宣示將推動台灣主權基金；然而一年多過去了，社會仍看不見具體方案。他直接點出三種可能的財源：外匯存底有償撥用、發行國家特別公債以及超徵稅收或財政盈餘提撥。只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答案。
王世堅進一步以韓國為例指出，韓國早在2005年就成立主權基金，資產規模如今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相較之下，台灣擁有更雄厚的外匯存底與科技產業實力，卻仍停留在討論階段。因此，他不斷要求央行總裁楊金龍與財政部長莊翠雲明確表態，而不是一句「由國發會規劃，我們配合」帶過。
王世堅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國發會可以規劃願景，但涉及數兆元資金調度與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最專業的意見應該來自央行、財政部與金管會。換言之，他追問的是：主權基金的第一桶金，政府究竟準備從哪裡取得？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主權基金是投資工具還是國家隊？楊金龍：總統希望協助企業到海外發展 記者／帥浩 攝影／鄭文生
洪孟楷追問：主權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關於國家主權基金，如果說王世堅問的是「錢」，那麼洪孟楷問的則是「目的」。洪孟楷指出，無論朝野都支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但主權基金成立之前，國人最想知道的是：基金定位是什麼？投資目標是什麼？治理架構如何建立？如何取得社會信任？面對這個問題，楊金龍給出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答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先確定，我們是要做財務操作，還是對企業進行支援。」
短短一句話，卻直接點出台灣主權基金討論至今最大的盲點。因為，這其實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
財務投資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是兩回事
如果主權基金定位為財務投資工具，那麼模式比較接近韓國KIC或新加坡GIC。重點在於：提高國家資產報酬率、全球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創造穩定收益等，這是一種「讓國家資產增值」的思維。
但如果定位為支援企業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楊金龍直言，這種模式將更接近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的運作方式。淡馬錫不只是投資基金，它同時肩負產業升級、企業培育與國家競爭力布局等任務。其投資邏輯不只是追求財務回報，更著眼於國家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利益。這兩種基金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設計；前者是金融工具，後者則是產業政策工具。
楊金龍透露重要訊號
洪孟楷進一步追問：既然政府討論已經進行一段時間，那麼目前行政部門傾向哪一種方向？楊金龍的回答格外值得注意，他表示，從總統過去公開談話內容中，他感受到總統希望的是：協助台灣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果主權基金的任務是協助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那麼它的定位就已經超越一般財務投資基金，其功能將更接近國家戰略投資平台。
換句話說，政府思考的方向，可能並非單純複製挪威基金或韓國KIC，而是希望透過國家資本力量，協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
修法十多年 台灣食安仍困在事後究責
記者／錢曉雯 攝影／鄭約翰
中聯毒油事件爆發後，社會各界把焦點放在裁罰、究責，以及是否再修法。然而，在8月5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詢答中，資深社服衛環林淑芬委員並沒有停留在個案責任，而是將討論提升到制度層次：台灣真正欠缺的，不是更多法律，而是讓既有法律真正發揮作用。
她指出，近十多年來，台灣每逢重大食安事件便修法一次，從源頭管理、業者自主管理、追溯追蹤制度、HACCP，到食品雲及此次擬新增的異常通報、數位治理，每一項制度的設計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希望風險能在產品上市之前即被辨識、通報與處理，而非等到消費者吃下肚後才亡羊補牢。
然而，制度愈修愈完整，食安風暴卻仍反覆上演。林淑芬以HACCP制度為例指出，主管機關過去的調查早已發現，不少食品工廠的危害分析、管制點設定及監測紀錄流於形式，甚至存在資料造假的情況。原本作為「事前預防」核心工具的HACCP，逐漸淪為書面文件，而非真正落實在生產流程中的管理機制。
她因此直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話點出的，不只是業者違法，更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問題。法律可以要求業者建立制度，但如果主管機關平時沒有能力驗證、查核、確認制度是否真正運作，再完善的法規，也可能只是紙上規範。
以這次毒油事件為例，風險其實早已出現在供應鏈前端，但相關資訊始終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形成政府可即時掌握的預警訊號。直到產品流向市場、事件曝光，主管機關才開始全面追查，整個治理模式仍停留在「事故發生後處理」，而非「事故發生前預防」。
這也是林淑芬反覆強調的核心觀念：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換言之，真正需要補上的，或許不是下一條法律，而是法律與現場之間那段最關鍵的距離。
如果HACCP仍停留在紙本、食品雲仍只是記錄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仍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專責管理，再多修法，都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漏洞，而無法真正建立「預防優於究責」的食安治理體系。這或許正是此次質詢留給行政部門最重要的一道考題。
人民期待的食安制度，不只是出事後有人負責，而是政府能在風險仍停留於供應鏈時，就已掌握資訊、採取行政措施，避免危害進入市場。
林淑芬委員：政府不能只管合格品 更要高度監管供應鏈風險
記者／田文堯 圖／田文堯 構圖 ChatGPT生成
中聯毒油事件後，外界多聚焦於是否擴大通報義務，但立委林淑芬認為，更值得改革的是政府管理資訊的方式。
她指出，目前食品雲主要記錄的是進貨、出貨及產品流向，也就是「合格產品」進入供應鏈後的資料。然而，真正可能引發重大食安事件的，往往不是這些合格紀錄，而是驗收前遭拒收、退貨、封槽、檢驗不合格等異常資訊。這些資料長期停留在企業內部，沒有進入政府預警系統，也沒有形成跨供應鏈的風險警示。
她直言，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因為合格資料，只能告訴政府什麼可以上市；真正能告訴政府「哪裡即將出事」的，卻是不合格資訊。
她因此主張，未來無論是供應商端自主檢驗、第三方實驗室檢驗、買方驗收前檢驗，甚至因重大污染而拒收、退貨，只要涉及高風險食品原料，都應建立強制通報制度，讓主管機關及早介入，確認封存、追查流向，避免問題原料再流向其他食品業者。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此次毒油事件也宣告「業者自主管理」模式已走到極限。林淑芬指出，HACCP原本是建立在業者自主落實危害分析與管制機制，但多年來卻逐漸流於書面作業，甚至出現紀錄造假。當法律最低標準都未必能落實，再把食品安全建立在企業自律之上，制度終究難以發揮作用。
因此，她在質詢中明確主張，政府應重新檢討現行治理模式，把過去強調的「業者自主管理」，逐步轉向「政府高度監管」，由主管機關掌握重大風險資訊，建立預警、封存、追蹤及跨供應鏈警示機制，而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後，再追究責任。
在林淑芬看來，食安改革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增加幾條法律，而是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資訊、事後究責，轉變為主動掌握風險、事前介入。這也是她認為，中聯毒油事件留給台灣食安制度最重要的一堂課。
政府不能只要求業者登錄「合格資料」，更應要求高風險異常資訊同步登錄與通報。
Elias Ek CEO, Enspyre Co-organizer, Dragons’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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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te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5/2026 report, Taiwan is ranked as the second-best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n paper, the "Beautiful Island" is a founder’s paradis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government that pours billions into R&D grant
策劃採訪／金麗萍 攝影／鄭文生 撰稿／劉振康．陳秀枝．錢曉雯．陳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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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AI競賽從雲端運算走向實體應用，機器人成為下一波產業競逐的核心載體。台灣在半導體與製造領域已站穩世界關鍵位置，如今隨著中央政策全面啟動，並由台南沙崙作為前線基地，串聯研發、驗證與製造能量，一場由南向北擴散的AI產業重構正悄然成形。中央與地方聯手，大南方正成為台灣邁向AI應用時代的關鍵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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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報》主筆室
